我的第一本汉语工具书是《四角号码新词典》，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佟延成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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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无极《鹿苑》 1952年 景晓峰藏 选自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版画·丝路——2024上海国际版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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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我的第一本汉语工具书是《四角号码新词典》，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是1963年得到的。那时我在读小学五年级，因为学习成绩在年级里拔尖，受到亲戚、邻居们的赞扬，我的一位远房表哥更是来到家中，把自己进城买来不久的这本词典送给了我。至今词典首页上还写着他的名字——“丁克明”三个字，盖着他的圆形印章。</p>
 <p>这本词典的独特之处是三种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拼音字母检字法和笔画部首检字法。每个字还标注着注音字母，但没有给出注音字母检字法。所谓四角号码检字法，就是把汉字的笔型分为10类，用0至9十个数字代表，把每个汉字视为一个方块，取其四个角的笔形，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顺序各取一个数字，由四位数字组成一个字的号码，再对这四位数按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汉字排列，以数查字。比如，字典的第一个字是“主”字，号码为0010，最后一个字为“榮”字，号码为9990。这种检字法，很好地体现了汉字是“方块字”的特点。这本词典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它附录了重要纪念日、节日一览表，在其所列27个纪念日、节日里，有11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鲁迅的诞辰、逝世纪念日，还有11个是京汉铁路大罢工、卢沟桥事变、十月革命等革命运动纪念日；二是它附录了汉语拼音字母的手写体，分为大写体和小写体，其形态跟英文有些相像。这种手写体现在几乎见不到了，但我在青少年时期，还是经常用来书写书本首页的签名或送给朋友礼物的赠言的。当时我觉得，这种写法比写方块字更新鲜、更漂亮。拥有这本词典时，我还是小学生，查阅需求和自主学习能力有限，因此使用不是很多，但我很珍惜它，毕竟是我的第一本词典，当时它也吸引了很多同学羡慕的眼光。</p>
 <p>1964年上初中后，我很快有了一本《新华字典》。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称得起“现代字典”的工具书。这本汉语拼音检字法和部首笔画检字法并用的字典是我的新式武器，用来得心应手，一直带在身边。它跟随我回乡下教书，上大学读书，回县城工作，进省城、京城工作。我小心爱惜着它，好多年一直包着书皮，至今无一页、无一边角的损伤。</p>
 <p>我还有一本1971年修订版《新华字典》。字典的扉页是一段毛主席语录。字典的附录中增加了常用化肥和菌肥、常用化学农药、节气表等内容。该字典有明显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p>
 <p>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登场。它偏重于词语解释，词条丰富，释义准确。手头上现有它的四个版本：1983年重排版、1996年修订版、2015年第6版、2018年第7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主要帮手，几乎写每一篇文章都要用到。我总是把它放在办公桌右手最方便取出使用的那个抽屉里。四十年来，它们天天相伴，释疑解难，功不可没。因为每一版都留下了一些眉批，因此新版来了，也舍不得把旧的扔掉，几个版本就一直保留到现在。</p>
 <p>《现代汉语词典》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同宗兄弟”——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它的主要内容取自《现代汉语词典》。主要区别在于，它不是从每个词最前面的那个字作为词头去查相关词语，而是反过来，从最后一个字来查相关词语。比如查“恒”字，其它词典只能查“恒”字打头的词，却无法查到以“恒”字收尾的词，这本词典解决了词汇的倒查的问题，有其独特作用，我至今还在使用。但可能是因为版权问题吧，该词典只出了一版、发行了一次。不知我手头这本可否算是孤本？</p>
 <p>从《现代汉语词典》往上数，我还有一部1957年出版、1962年印刷的《汉语词典》。它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国语词典》的删节本，开篇有黎锦熙先生1936年写的长篇序言。它离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较久远了，很多释义已经过时，大量新鲜词汇没有纳入，我基本上没有作为工具书使用过，可它的身世让我难以忘怀。</p>
 <p>那是1966年夏秋之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穿着雨衣雨鞋来到一公里外的邻村，我的小学老师陈国治把我带到他的老师的遗孀家里。在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老太太掀开炕席，揭开土坯，从炕洞里掏出这本词典和《金玉缘》（即《红楼梦》）《战国策》《黄帝内经》等十几本线装书。当时正值扫“四旧”，老太太把老先生留下的这些旧书深藏起来，才躲过一劫。当时我们怕被人发现，不敢点灯。我和陈老师摸黑翻了翻这些书，陈老师用臂膀碰了我一下，我当即低声说，这些书我都要了，请老人家出个价吧。老太太说要30元，陈老师暗中握了握我的两根手指，我对老太太说，我一个学生还没有挣钱，给你20元吧！老太太也没再计较，20元钱对当时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她，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了（当时东北老家一斤小米1毛钱、一斤白菜3分钱）。我付钱，她收好，我便用来时穿的雨衣，把这些书包裹严实，捧着书，淋着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回家，所幸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第二天天亮才仔细看看，这本词典和十几套线装古籍都保存完好，没有任何缺损。这些都是宝贝啊，我心里一阵阵欣喜！若没有对它们的热爱，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不敢自己走那段漆黑一片、风雨交加的夜路的。</p>
 <p>除上述字典词典，我的书橱里还有不少各类文学词典，《中国诗歌大辞典》、《全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历代典故辞典》《常用典故词典》《中国古代名句辞典》《历代诗词名句辞典》《万条成语词典》《古今词语新编》、《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等。这些词典，都来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不明白，当时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很拮据，又不是专业搞文学研究的，为什么要花不菲的钱去买它们？应当是“文革”落下文化饥渴症吧，没书没怕了，就见什么买什么。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清冷的星期天早晨，自己在新华书店门前排队购买两卷本《古文观止》的情形。</p>
 <p>我收藏的最大部头的词典是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出版的《辞源》（1—4卷）。它庄重典雅，广纳博收，释义详尽，重在溯源。我信手查了一下对“三”字的释义，共有610个词条，每一条都引经据典，追根溯源，注明其源自哪一典籍、哪一卷次，原话是怎么说的，内涵极其丰富。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三”字，只有114个词条，且包含“三产”“三险”“三农”“三通”“三资企业”等十几条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词”。当然，两部词典的定位、功能不同，不可简单对比。《辞源》的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汉语的博大精深。要深入研究汉语特别是古代汉语，还真得好好向这部始编于1908年、经过几代人呕心沥血编撰修订的资深大型工具书请教。</p>
 <p>而我最有感情的则是一本墨绿色封皮的口袋书——《汉语成语小词典》。它本来是我的恩师陈国治老师自己使用的，我在他的班级里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偏远农村考入县一中后，陈老师把他的这本盖着自己方形印章的小词典送给了我，作为对我的嘉奖和鼓励。我长期把这本小词典带在身边，记念着我的恩师。</p>
 <p>这些字典词典，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不但是语言文字工具书，也当之无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查阅字典词典，品味词汇的意韵风采，追求文字的精确优美，就是徜徉在积淀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在“日用而不觉”中被熏陶着，感染着，引导着，滋润心田，涵养理念，提高素养，成长进步。这就是蕴含在字典词典中的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和力量！</p>
 <p>为写这篇文章，我搬出了十几本字典词典，放在写字台上翻阅、欣赏。这些工具书里有六十年的演变，保留着我的、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诸多印记。恩师已逝，音容长在。而表兄丁克明，从我1964年上初中以来就再也没见过。由写此文引起思念，我很想回到老家村里去看看他，祝愿他还健康地生活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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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佟延成<br>
   编辑：钱雨彤<br>
   责任编辑：舒&nbsp;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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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本汉语工具书是《四角号码新词典》，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佟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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