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通过对比中西文化传统的细微差别，深入地阐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之处，并提出了西方对儒学的种种误读。

孙向晨强调，儒家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态度，因此，今天说“理解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形态。

▲姚新中从历史语境、跨文化语境和未来维度等多方面来看儒家角色伦理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11月30日，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学者安乐哲做客第113－4期文汇讲堂，主讲　《个人主义与儒学伦理学的互融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分别担任对话与点评嘉宾。该讲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　(简称“接着讲”五讲)　第四讲，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复旦杜威中心协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　(APP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2017)收听。

本版摄影　袁婧　金梦参与本版整理

为什么要套用狄更斯有关最好时代最差时代的名言呢？　因为，人类从动物进化至今，已变得如此高贵、宏伟和崇高，科学和科技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知识也有整全的智慧，因此，我们身处最好的时代；但是，我们遭遇了一些困境：全球变暖、恐怖主义、食品和水资源短缺、环境生态恶化、人口爆炸，等等，所以这是最坏的时代。

嘉宾主讲

如何解决时代困境

这些不是问题，如果是问题就可以解决，它们是人类的困境，困境就需要人类改变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些困境有四个特点，一是需要我们肇事的人类自己去解决，二是困境本身是无边界的，不因为种族不同而幸免，三是困境间有有机性，彼此关联，解决了一个才能解决另一个；四是目前的人类文化无法单独去应对。

1980年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提出了“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游戏是指我们人类的行为，例如生意、贸易、活动、教育、外交关系。“有限游戏”的模式具有固定的时间，从开始到结束，有赢有输，目的在于赢，这一模式在人类的行为中非常普遍。“无限游戏”不存在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没有边界，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加入游戏，它追求的是繁荣的生活。例如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或美国都无法单独解决，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

在我的理解中，“有限游戏”关乎个人主义范畴，目标是分出胜负；而“无限游戏”则关乎关系，它涉及如何加强这样的关系，为此大家应当成为一个整体，彼此促进繁荣昌盛。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应当从“有限游戏”转移到“无限游戏”，这与从利己主义转入利他主义相仿。

这也引出今天的主题，个人主义与儒家伦理学的互融与挑战。

儒学如何在西方被误读

儒学究竟是什么？　很多西方人认为，儒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的价值观，它们属于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东亚。

儒学既由士绅代代传承，也由百姓继承

我认为，儒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教条性的价值，而是一个社会阶层。商朝的青铜器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脱离动物性，随后的西周，孔子教育人类礼化，由此出现了“儒”，以后每个朝代都接受了儒的文化传统，并不断扩大、运用，代代相传，因此，儒就是士绅阶层，在代代传承文化传统。

Confucianism是十九世纪创造的一个新词，香港第二任港督JohnFrancisDavis在1836年撰写了　《TheChinese》一　书，提　出　Confucianism　一　词。Confucianism有一点像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重点是前面的人，翻出来是“孔子主义”。但不同的时代存在不同的儒，比如中国社会在近代引入科学之后，儒的内涵也就转化了，所以，儒学不是孔子主义，儒是一个社会阶层。

在《论语》　中有“述而不作”和“温故知新”。前一句指出我们的责任是要严肃地传承前人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发明一个新的传统；欣赏的同时要承认其价值的复杂性。“温故而知新”，说明这个传统具有发展性和进步性，每个时代不是继承已成形和完整的道路，而是参照前人而后自己修路的过程。通常认为儒学具有世俗宗教性，“孝”和“礼”是基石，当然还有仁、道、德、文。

普通百姓也有同样的责任传承儒学这一文化传统。在甲骨文中的“老”字，就像爱因斯坦的头发一样混乱，这就说明“老”了，可“孝”字的“子”不是一个长者，而是一个年轻人，这说明每一个时代都要依赖、依靠年轻人，由第二代将传统传承下去。

儒家思想被当成二流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传播

西方传教士最早将儒学介绍到西方文化中，本意是想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们把“天”译成“Heaven”，这代表完整完美独立的上帝概念。“天堂”这个词可以联想到“Way”，源于耶稣的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中国传统的“义”被译成righteousness，很明显，英文语境中指去教堂谈论上帝的意志，按照上帝的要求做出的行为。由于中国传统没有西方上帝这一概念，“义”译成英文最恰当的是“appropriate”，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概念，义与礼应当考虑到每一个人的需要，而非人与抽象的上帝的概念。

在西方书店想要购买一本　《易经》《论语》　或者　《庄子》，要经过哲学书架，找到“东方宗教”的牌子才可能有；如果到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学习中国哲学，不去哲学系，而要选择宗教系。西方人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第二流的基督教，中西文化之间存在旷日持久而且贻害颇深的不对称关系。

每个传统的文化都有概念性结构，如何不误读“天”

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他指出，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概念性的结构。比如，日本文化中有一个词，意思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以从你的钱包拿钱。英文里没有类似的概念。索绪尔说自然语言的能力非常厉害。如果用西方上帝的概念来谈中国的“天”，来谈中国的“礼”，就不是运用每个民族的自然语言。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语言的局限就是我们世界的局限”，因此，要了解另一个传统中“天”的意思，就要学习它的特别名词。

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葛兰言认为：“中国的智慧与传统不需要上帝这一概念。”他说中国人天与人、天与地是分不开的，所以西方的超越性的、自足的上帝，并不属于这个传统之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汉学家葛瑞汉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中国的天不是某一种超越性的遥远的形而上学的原则。李约瑟也说，中国的“志存高远”与上帝丝毫无关。

从甲骨文中看到，“道”这个字有人的眼睛和脚，且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往前走的道，它还需要我们要汇聚到它里面，共同去生发它。

“培植”如何在现代化观念输送中翻成了“文化”

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教育体制传到了亚洲，在一个世纪以内，中国的白话文、日文、中文、韩文、越南文都被改变了。当我们现在谈论一个中文词组时，其实这个概念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西方的，因此，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西方的文化结构、价值来观念化、理论化中国，这也是东亚普遍的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词汇”这样的概念。我们在生产这种重要的知识，亚洲的语言随之都被改变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传递西方的概念和思想。以“文化”为例，“文化”在英文中原意是耕作、放牧，这是西方目的论的思考方式：原本已经具有某一种事物的本质了，只是在协助它们，让它们成为这种事物的更完备形态。在十八世纪，“文化”一词成为了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十九世纪，西方开始使用这个词，用以区分高等和低等的文化。而“文化”的隐喻在英文中就是耕种，代表农艺、园艺或者是畜牧业。但当亚洲开始创造对等词时，因为中国、韩国、日本等本是农业文明的国家，就引申成“培养”一词，来翻译英语中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就像土地里的矿石和最终制造成的青铜器。英语中的“文化”更多的是装点人的生活，改变人的经验，它并没有一个始和终；而中文中的“文化”关乎于终点与人类的经验。因此，这样的翻译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值得学习的儒家价值

从西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在东方，其实也有很多值得学习。

中国的“礼”和“孝”具有宗教神圣性和责任感

“和”这个概念不是harmony，西方的harmony是一个科学性的词，指具有一定比例。但是中国人说“和”指的是一种差异协调的最高级、最大化。而家庭就是这种差异最大化的代表。从儒家伦理学来看，要想做好老师，就需要有好学生，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人并没有固定宗教信仰。但其实，中国人在新春回老家吃团圆饭，从初一到十五走访亲朋好友，拜访师友同学，虽然不是制度性的宗教，但具有一种宗教般的责任、宗教的仪式感。在中国传统中，“礼”“孝”两个概念具有深度的宗教性，但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感，而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神圣感，它让你能够成为最好的关系中的角色。因此，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纯粹性宗教只存在一种教义，彼此间就会有冲突。而在中国，我的观察是，我要做一个学者时显示的是儒，喝茶养生时显示的是道，孩子生病时体现的是佛，无法截然区分。

中国社会秩序的关系基于“家庭”，最终成己成物

在西方，谈到社会秩序总会想到政府的组织。而在中国，清朝的严复曾说，中国两千年历史，30%是帝国史，70%是家族史。所以，社会、政治秩序在中国人是始于家庭，这就是秩序的来源。很多时候，中国的政治都与家庭、社群等密切相关，因此这是一种思考“礼”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当谈到文化的时候，在中国有一种延续性、复合性，且不断演化、吸收外来因素的社会传统。中国人口比非洲多三亿，其人口的数量级，是阿根廷、加拿大、德国都无法相比的，具有不同的秩序与规模，西方发展“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呢？　在中国人谈政治秩序的文本里都可以看得到成己成物，修齐治平的思想。这些的起点都是“家”。

从“心”来看“人”的整全性，因做人而成为“人”

如果我们用这个“心”的概念作为一种图像来解释什么是人，这就是　《周易》　中所说的全息性、整体性的思维。如果心没有堵塞，身体就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身体是一个中心，处于各种关系网状结构中。儒学的“人”是一个较强的关系网，关系是事实，它就是事物本来存在的样子。师生、夫妻、朋友，这些关系都是已经被规定好的角色关系。伦理学的伦，就是人伦，就是一种角色，一种传统。伦理就是我们不断增长的关系，我们行事的方式。如果缩减这种关系，那就是不友善、非道德的。因此，道德是我们如何基于最基础的关系来行事，在日常之中，把这些普遍的关系最大化。这就是儒家角色伦理学。

我们不是复数的人类，而是成为人类的“存在”(being)，我们不是人类(humanbeing)，而是做人而成为“人”。

1930年代，费孝通从清华大学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他发现，从毕达哥拉斯就有的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并不适合中国，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重新思考，认为“差序格局”接近中国网状的人际关系结构，与儒家角色伦理相近。他的重新思考对今天的我们是鼓励和启发。

儒学是什么？　它是一种关系性；而个人主义是孤立的，这个虚构的概念是如怀特海所言的“简单定位的谬误”。儒学中人由关系构成，通过“礼”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身份。甲骨文、金文中，“人”字边有时有“身”字旁，有时有“肉”字旁。因为我们有充满生机、有活力的身体，所以我们会关联化、理论化我们的经验，给我们的经验赋予结构，使我们成为道德的人。

所以，如果想从最糟糕的时代进入最好的时代，儒学可以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它让我们要从有限游戏转到无限游戏，从个人主义转到“己立而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