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亦五(右一)与杨苡夫妇、杨宪益夫妇于“南京国立编译馆”内

舒乙

《作家文摘》10月10日摘载9月16日《文汇报》“笔会”上李辉所写《读杨苡先生的信》一文时，发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下有一行注解：“杨苡夫妇以及杨宪益夫妇与朋友于南京国立编译馆内”。我看那照片，一眼就认出“那位朋友”是萧亦五先生，他的左手拄着一支拐。

萧亦五是我非常熟的人。他是个奇人，很值得一记。

萧亦五是抗战时期有名的“丘八作家”。当时，“丘八诗人”是指冯玉祥；而“丘八作家”则是指萧亦五。他是一位荣誉军人，在淞沪抗日战斗中负伤，送到战地医院后被锯掉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他辗转流亡到重庆，认识了老舍先生16日，开始习文写作，经过不懈努力终成气候，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有小说、戏剧和散文。后来在重庆北碚加入了国立编译馆工作，在通俗读物组里编辑通俗文艺作品。由1943年起，他和老舍先生、老向先生以及萧伯青先生同住在一栋房子里，成了邻居，每天见面，结成密友。那栋房子是林语堂先生举家迁居美国时借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的。那时萧亦五住在老舍先生楼下一间斗室里。

1942年老舍先生曾由重庆去北碚住了几天，遇到萧亦五，萧亦五将他创作的中篇小说《王老虎》拿给老舍先生看。当时，老舍就认为小说写得很有意思，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剧本。主题是一个农民怎样在抗战期间由种田的变成士兵，而又怎样渐渐变成正规军，到怎样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于是，就和赵清阁、萧亦五三人合作动手改编。具体分工是：萧亦五出故事，赵清阁想剧本结构，最后由老舍写词。说干就干，这样四幕话剧《王老虎》(又名《虎啸》)就顺利诞生了。发表在1943年4月出版的《文学创作》的“剧本专号”上。

1943年秋天，老舍先生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葬》。在“序”中他说写这本小说的原因之一是“荣誉军人萧亦五在北碚服务，关于军事者可随时打听。”现在有一幅老舍先生写给萧亦五的书法条幅可以印证这段话，那是老舍先生书录的小说《火葬》首章首段。条幅最后这么题款：“《梦莲》首节录奉 亦五仁兄教之 老舍 三十二年初秋”“梦莲”是书中女主角的名字，可能《火葬》当初取名《梦莲》，“三十二年”即1943年。

我八岁那年跟随母亲千里迢迢经过五十余天的长途跋涉逃出北平，来到重庆北碚和父亲团聚。我家三个孩子立刻就和萧亦五先生成了忘年好友。他当时是个单身汉，整天拄着一双木柺，咯噔咯噔，很有声响地出出进进。他长得很消瘦，为了和另一位姓萧的叔叔相区别，我们管萧伯青先生叫“胖萧叔叔”，管萧亦五先生叫“瘦萧叔叔”。萧亦五满下巴的胡子碴，一头天然小卷发，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很有穿透力。他很爱笑，哈哈哈哈，是那种仰天大笑的类型，还爱用手拍那支大腿，有口头禅“真糟糕”，常常嘲笑自己“真糟糕”，是个生性乐观的汉子。

萧亦五有一把缴获的日本军官使用的指挥刀，带刀鞘，刀身很长。这把刀平常就立在他的书案边，随手可得。因为这把刀，我们小孩子把萧亦五看成大英雄，老围着他转，央求他讲抗日战斗故事。他来者不拒，张嘴就来，但听着听着就觉着有点“玄乎”，因为他说子弹会拐弯，不管怎么躲，子弹长了眼，跟着跑。尽管如此，“故事会”还是隔三差五照讲无误。有一天深夜，院里来了小偷，隔着窗户用竹杆向外挑室内的衣物，被发现，有人急呼“抓小偷啊!”萧亦五闻声而动，一手架拐，一手提刀，咯噔咯噔，威风凜凛，动静很大，前来捉拿，等他赶到，小偷却早已闻风逃得无影无踪。

萧亦五是个见义勇为的人，爱打抱不平，见不得穷人受欺负。有一次，他看见部队大兵抓住一个逃兵，正准备执行枪毙，他拄着拐挤进人群，破口大骂，护着那个逃兵，坚决不准开枪，执行军官大怒，跑过来用枪顶着他：“军法如山，你赶快走开!”哪知，萧亦五把双拐往地下一扔，大喝一声：“老子为抗战丢了一条腿，老子今天保他保定了，放了他!”萧亦五指着那个逃兵说：他就是一个被抓来的壮丁，老实巴交种地的，逃跑没有死罪，不能草菅人命!赶快松绑!放人!军官见他要拼命，拗不过他，被他的气势压倒，只能乖乖地把那逃兵当场放了。这件事传开之后，大家都知道萧亦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热血汉子。

抗战胜利后，复员到南京，萧亦五仍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此时，邵恒秋、杨宪益、萧亦五等人组织了一个类似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做了许多进步工作，为迎接南京解放出了不少力。解放后邵恒秋和杨宪益都到了北京，前者担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长，后者是举世闻名的大翻译家，就职于外文局，而萧亦五则被任命为南京市文化局局长。

萧亦五在解放前夕的大功劳是挽留了曲艺大师高元钧。他不仅在南京夫子庙发现了这位杰出的山东快书艺人，在民间叫“说武老二的”，在王老向先生授意下，用当时最先进的录音设备对高元钧进行跟踪录音，并和当时编译馆的同事王尊三先生一起，将《武松》整理出一套完整的长篇作品，开了民间文艺采风科学化和系统化的先河；而且萧亦五几次在江南一带追寻高元钧的足迹，劝说他留在大陆，不要误上国民党反动派的贼船。高元钧最终听从了他的劝告，留在了南京，而且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工团；后来，他和侯宝林大师一起被评为中国曲艺界仅有的两位一级文艺工作者。高元钧的《武松打虎》成了家喻户晓的山东快书经典段子，他的精彩表演给全国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受到热烈欢迎和推崇。这一切，萧亦五的努力功不可没，也证明萧亦五出任南京市文化局局长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老舍1950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几件事：一是“人民日报登出昨日欢迎会消息”，即1月4日首都文艺界为老舍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会；二是“接亦五函”。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由美国回到北京之后，萧亦五第一时间就和他取得了联系。1953年萧亦五到北京出差，专门到老舍先生家中拜访，在院中和舒雨、舒立留有合影，现在收藏在《老舍》画册中。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萧亦五受到不公正的猛烈冲击，被错划成“右派”，从此完全销声匿迹，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萧亦五的晚年过得极为痛苦和悲惨，命运让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1961年我到南京去工作，经过辗转打听寻找，终于寻到了萧亦五的家，在南京鼓楼附近的小巷里。不过才几年的功夫，他已经变得瘦骨如柴，完全“塌”相，彻底卧床不起。南京的冬天很冷，屋内没有火，萧亦五裹着一床厚被半囚在床上。他见了我，抱头痛哭，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那样不断抽搐，几乎不能言语。

他幸运地熬过了“文革”，我再去看他时，他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他已经被“平反”。我给他送去了一件老舍先生遗留下来的冬天穿过的对襟小皮背心。

据说，他是穿着这件皮背心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