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仲章聊北大往事，谈到过“吃”。下文从他口述笔录和我亲闻记忆中，“抠”出相关的零零星星:

父亲说，住在北大宿舍的外地学生，吃饭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校内食堂，可以按月包饭，也可以每顿现买。另一个是到校外“上馆子”，迈出校园就有不少小饭馆。那些馆子主要就是做大学生和小文人的生意，价格也和学校食堂不相上下。就按穷学生的预算过日子，“馆子菜”一般也还吃得起的。

小饭馆里有“滑溜里脊”、“糟溜鱼片”等炒菜，用料新鲜，现炒现做，才一毛两毛钱一份。1980年代父亲曾评论，与当时上海高级宾馆国际饭店二楼餐厅的京菜相比，抗战前北大周边小馆子的菜味道更好。

还记得我十六岁那年，独自去北京，父亲为我开列了一张“必尝不可”的单子，从天桥小贩的冰糖葫芦，到多家老馆子的招牌菜，都是京城传统美食。在京时，父亲老友分批在饭馆聚会宴请我，有时让我先点菜。每次我报出几个正宗京菜后，总会赢得“到底是仲章的女儿”之类的称赞。

北大校园附近小饭馆数目有限，学生和聚集在周围的文人三天两头光顾，成了“熟面孔”。老客户囊中羞涩时，可以赊账。店家有块小黑板，上面记着某某人欠多少钱。欠钱的人手头松了，可先归还一部分，记个余数。若手头紧又欠上一笔新债，老账新账加在一起，写个总数。等到欠的钱都还清了，便可擦去名字。

一般来说，学生是长住户口，在北大一住就是四年。也有更长的，因为有人从预科念起，有人转系延迟毕业，有人续读研究生，还有人留校或就近任职。就拿父亲来说，他在北大为生为师，“混”了十一年，要不是1937年日军入侵，恐怕会呆一辈子。

可文人则漂泊无常，有时天天顿顿上某个馆子吃，简直当作自家饭厅，某一天又突然离去，踪影全消。要是有人赊账未还，大名就被挂在小黑板上“示众”，往往长达几个月甚至更久。父亲认为，那些文人原本无意赖账，可能因为什么意外，走得匆忙顾不上，拘不得小节了。

小馆子小本经营，当然得想方设法填补损失。有一回，父亲被一家小饭铺逮着，要他替沈从文顶债。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沈从文是湘西人，说的国语也许带口音。店里跑堂的文化程度不怎么高，人名常写近音字，店家黑板上沈从文的名字就写成了“沈仲文”。沈从文当时已有名气，常去那家馆子的知识圈人士，大都知道这个“沈仲文”就是他。后来沈从文好久不露面，店主断定这个债户“溜”了。于是赖上了沈仲章，振振有词地说:“文章文章，　‘文’为兄，‘章’为弟。沈仲章你是沈仲文的弟弟，快替你哥哥还账！”父亲明知店主讹诈，好在数目也不大，又欣赏沈从文的文笔，便替这位本家“兄弟”付清了那笔钱。

父亲和沈从文早年失之交臂，虽有共同朋友，没听说有什么直接交往。后在1956年，沈从文与查阜西去湖南考察，查阜西点名要沈仲章协助调查民族民间音乐，因此得以与沈从文同行。我后悔没想到问父亲，他是否有机会告诉沈从文，1920年代末在北平，他曾代之受过，“兄”账“弟”还。

这儿岔开去，我家有几块湘西苗家蜡染，就是在1956年的那次出行途中，父亲根据沈从文的指点买的。父亲有时拿出来给我看，夸赞布的质地，介绍蜡染工艺。细节我记不清了，只知道从织布到染印，非常费时费力。父亲说在1950年代，已料到这种手艺即将失传，在他们考察的那一处，他和沈从文等人几乎包下了仅存的“硕果”。

那几块只有蓝白二色的布料看起来很土气，“文革”初期逃过了抄家。“文革”期间我家照相冲洗暗房一度弃用，后来重新布置时，原来专门定做的隔光板早已不见。那年头供应紧张，父母资产被没收，经济拮据，免谈添置新物。父亲想到湘西蜡染织得十分密实，就翻出珍藏十多年的双拼龙凤团圆被面，要母亲缝起来，挂在窗口遮光。母亲老花眼看不清，把图案拼反了，以后也一直没工夫拆开重缝，至今龙与凤仍未“圆房”，还“分居”两边。

回到“吃”的话题。父亲在北大当学生时，曾跟钢和泰　(AlexandervonStael-Holstein)　学过梵文，而后被钢和泰推荐给德国学者当助手，协助翻译佛经。他的真正“老板”到底是卫礼贤　(RichardWilhelm)还是鲁雅文　(ErwinRousselle)，目前还在考证之中。

父亲那一阵子每星期为德国学者工作几次，每次二十几块大洋。这在当时学生阶层里，是一笔很了不起的收入。他的朋友像崔明琪、李述礼等，都来“敲竹杠”。常常是父亲才从德国人那里回到自己的住处，朋友们已经候着了，堵在门口说:仲章你做洋买卖了，请客请客！　于是一伙子人“挟持”着他，拥到平时吃不起的大馆子去撮一顿，点烤鸭啦、涮羊肉啦什么的，大开“洋荤”。

解释一下，文章开头说学生吃饭或吃食堂或上馆子，专指午餐和晚餐。其实早餐也有两大选择，一是在校内食堂，二是去校外的小铺子。不过，父亲不认为后者是“上馆子”。对于早餐，父亲根据花费，分为几个档次:

最低档的是在学校食堂用早餐，既省钱又省时间。常例是每人一份大豆，甜甜的，浇些麻油一拌，再加烤馒头和稀饭。虽然简单便宜，营养味道都还不错。

有时兴致来了，父亲早上也会到外面私人开的面包房去。买个刚出炉的热面包，有夹豆沙的，也有夹核桃的。面包房也有豆浆卖，可来上一碗。这样中西结合的早餐，算是中等水平的伙食。

更高一档是去品尝各种各样的面条。北大二院也就是理学院的大门对面，有个小面馆叫华盛居，做炸酱面最拿手。师傅把面和好后，用手拉成面条，细的、宽的、扁的，都可以拉出来。面拉好了，就一堆一堆放着。顾客来了，再根据具体要求偏好，做成炸酱面或打卤面什么的。

父亲说，附近还有一些豆浆店，但没说该划入哪一档。从名称推测，想是供应中国传统的早点。我当时没有进一步问，父亲也没有描述具体食品。

提起豆浆店，又有一桩逸事。1930年代初，父亲喜欢上了意大利美声唱法，学唱意大利歌剧。父亲一向对学习语言感兴趣，那时已经学了多种外语，于是又开始学意大利语。有天父亲在豆浆店里吃早餐，听到邻桌传来“意大利语”，就走过去“练习”。可是“鸡跟鸭讲”无法交流，只好改用中文。这才明白，邻桌两个人说的不是意大利语，而是世界语。

同为年轻人，父亲就此与那两个“假意大利鬼子”结识。其中一个是金克木，很快成了父亲的好朋友。1990年代，金克木在《忘了的名人》一文中，对这段经历作了简单的叙述。拙文《<忘了的名人>中的非名人沈仲章》里，补充了父亲回忆的前前后后。该文是《金克木与沈仲章:难忘的影子》小系列的第一篇，收在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掌故》第一集。

文/沈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