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每年春节前，就是腊月里吧，都要被母亲逼着去一户人家“舂”一次米粉的。这里说“逼”，一点也不夸张。我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那时小，不听话就得挨揍。

我们那地方，一到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舂粉子面”。“粉子面”就是米粉。舂粉子面要去一个专门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私人性的加工厂。我去的那家在公园门口的老街上，门朝北，一间土屋。门是有门窝子的那种老门，一推“吱吱”作响，进门一间空屋子，地上翻着白土，凹凸不平。沿西墙一溜，算是作坊。一根横木，被两根麻绳高高地吊在房梁上，脚下一个大石，右脚下便是“碓”，———一根粗方木被支架着(三分之一处有个支点和木轴)，正前方就是“臼”。粗木的顶头“榫”了一个竖桩。一个男人，就站在那块大石上，上身趴在绳子吊着的横木上，右脚一下一下踩那方木的一头，方木蹶起，脚一收，顶头的木橛便砸在那石臼里，臼里的糯米便被反复捣砸，最终变成米粉。

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单调，乏味。舂粉子面不知为何总是在夜间进行，而且这个季节，都是阴湿多雨，小雨不阴不阳，不紧不慢，淅淅沥沥，能连着下好几天，把个地上和空中弄得黏黏糊糊，人的身上都透出凉气。这个时候，井水都能浸得骨头缝疼，而我的妈妈，不畏辛苦，量出几十斤糯米，在一个大木盆里淘洗，泼得满院子都是水。之后把淘好的糯米放在那里“酥”，要“酥”一夜带大半天，才能“酥”好。后来就是我的事了，责令我拎着，到那个人家排队，慢慢等到我家碓的时候。一直要到“舂”好，装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面袋子里，再扛回家，才算完事。

那一间碎砖的老屋里布满了烟味，男人们轮流去“碓”，有的干脆打个赤膊，他们边干活边说些无聊的笑话，每人嘴里都叼着那劣质的烟草。烟草发出呛人的气味，可是他们很快乐，又浑身充满了力气。一整夜除了不时的笑声，就是那有规律的、单调的“嗵”，“嗵”，“嗵”……的声音。

我坐在边上，我才十一二岁。我没有什么话可讲。我心里面盘算着我集的铜板、邮票和香烟壳的数量，回忆白天跟我打架的那些狗东西们。烟味充斥了我的鼻孔、眼睛和脑袋，我晕晕乎乎，快下半夜一点了，我的眼皮子粘在了一起。我就见一只老牛向我走来，先打了一个“喷嚏”，之后就来舔我的脸。我一下子就被吓醒了，而那个满脸大胡子的汉子，正一边踩“碓”，一边兴奋地向大家说着一头老牛成精的故事。

舂好的粉子面晒两天就可以吃了。母亲一般会在早晨搓一回汤圆。新粉的汤圆多为实心的，每个汤圆都有乒乓球大小，洁白，糯软。我起床后，一掀开锅，一股热气涌了满脸，之后就见那白白胖胖的汤圆浮在汤里。我一碗盛上六个，每个用筷子夹成四块，一块一块地蘸着白糖吃。那个糯啊，那个甜啊，最后喝下那原汁原味的汤，不一会儿就肚大腰圆了。

大年初一早上，母亲开始包带馅的汤圆。馅有猪油和豆沙的两种。豆沙是经过反复淘洗的　(细腻无比)，之后拌上猪油和白糖；而猪油馅的，干脆就是两块切成拇指大的生猪油。汤圆出锅后，脊臌饱站　(即饱满圆润)，一个大碗才能装三个。我每每吃到这汤圆，就心花怒放，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快乐和冲动。刚出锅的豆沙汤圆极烫。要小心，一口下去往往汤圆皮叮在嘴皮上，能把嘴皮烫破了。就要小口咬，细心地对付它。这样四个大汤圆一吃，那才叫个过年。之前所有的辛苦都一扫而光了。

腌菜也是辛苦的事。因为这些事都得是入冬的季节去做，每到秋尽冬来，农村便会有人挑了许多大白菜到城里来卖，母亲便要买上一担。这是每年必做的事，也是日常的工作。一个乡下人把一担大白菜挑进我家院子，家里马上就乱了套，一院子铺的都是菜。太阳好的话，晒上一天，将菜根上带的大泥块掼掉。下一步就是洗菜。这可不是一棵两棵，这一担菜有上百斤，要腌上一大缸。我的任务是到井上挑水，倒在一个大澡盆里，这时全家动员，开始洗菜。洗得满屋三间都是水，到处都是湿淋淋的，院子里连鸡都没地方待，缩头缩脑，探着爪子小心地走着。母亲穿着胶靴，忙前忙后，把洗好的菜晾在院子里早就拉好的绳子上，一院子的菜都滴着水。

洗菜真是痛苦。那个水冷哪!　那个时候的水为什么那么冷？　手伸进澡盆仿佛伸进油锅，整个手都快要冻掉了。人人嘴里哈着白气，地上结着冰。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坏的季节？　又是在这样的季节里腌菜？　而我母亲和姐姐，她们从不叫苦，把一双手洗得像刚出锅的大虾，还有说有笑地忙着。我则像个小偷，不断躲懒，可总是被母亲吆喝着指东搬西的。

洗完晒完菜，天气似乎又好了。太阳出来了。这时刷干净家里的那口大缸，买回来好几斤粗盐。码一层菜，撒一层盐；码一层菜，撒一层盐。这样一层一层码好，满满一缸晒蔫掉了的大白菜就安安静静、整整齐齐地睡在缸里了，再实实地压上一块巨大的青石。一缸的翠和白，它们自己转化着，没有几个月，就是一缸的咸菜了。

文｜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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