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天，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时，曾到水上勉家做客。

那时，水上勉还没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也没读过老舍的作品，不知老舍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打电话说老舍先生想到他家拜访，问他方不方便时，他正好有些问题想向老舍请教，便随口答应了。当人家告诉他，老舍是大作家，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日本文坛泰斗志贺直哉　(1883-1971日本著名作家，被誉为小说之神)时，他大吃一惊，攥着话筒的手也不由得颤抖起来。他出身寒门，平素来往的都是升斗小民，成名后虽见过一些世面，但在家里接待大人物，还是诚惶诚恐。他甚至有点后悔，应该问问清楚，不该贸然答应。他的夫人看他手足无措，也紧张起来，赶忙整理房间，擦拭家具，清扫庭院，整整忙活了两天，搞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才消停下来。

第三天，老舍来了。水上勉说：“我乍一看到老舍先生，吃了一惊。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质朴，像是个农村出身的人。也许是旅途劳累的关系，他的脸色不大好。他在门口脱下淡褐色夹大衣，里面的西服并不怎么讲究，略旧的深蓝色裤子也不够笔挺。虽打着领带，但衬衫的袖口却很随便。我觉得先生的相貌有点儿像我那位在若狭去世的叔叔，不由得松了口气，紧张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老舍在客厅的沙发上刚刚落座，水上勉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有关蟋蟀的事。大约一年前，他应大分县教育委员会之约去讲演，吃饭时，大分县知事木下修拿出一个奇怪的容器，说是从北京旧货商店淘换来的，叫蟋蟀罐。在中国，用它来装蟋蟀，让它们打斗取乐。水上勉小时候养过蜘蛛，斗过蜘蛛，知道蜘蛛很残忍，打败对手后用蜘蛛丝将它缠住吃掉，但日本没有斗蟋蟀的游戏，他不知道蟋蟀也好斗，那个形状奇特的蟋蟀罐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和好奇：比如怎么养，是成对养，还是单个养，养公还是养母？　喂它什么，是西瓜还是黄瓜？　它们怎么斗，如何决胜负？　当他看到知事的秘书小心翼翼地把蟋蟀罐收起来时，羡慕极了，心想什么时候我也有一个多好，但我养蟋蟀不是让它们厮杀搏斗，而是想养一对，看看它们两口子如何生活，打不打架，能不能生儿育女？

老舍告诉他，过去北京人如何捉蟋蟀、养蟋蟀、斗蟋蟀，而且说，“您到北京来，我领您到旧货店去淘蟋蟀罐。”他问老舍：“先生，蟋蟀也有夫妻吗？”“也许有吧。但我不知道，详细情况，您必须去问蟋蟀，否则搞不清楚。”老舍笑着说，又问道，“除了蟋蟀罐，您还想看点什么？”水上勉说：“想去看看六祖慧能烧饭的寺院，不知那个寺院还在不在？”

水上勉1919年出生在偏僻贫困的山村，父亲是个穷木匠，长年四处流浪，不问家事，五个小孩，全靠母亲种田养活。他九岁时，母亲为了减少一个吃闲饭的，含泪把他送到京都相国寺瑞春院当小和尚。

他每天要念经，走访施主，打扫庭院，擦洗走廊，端茶送水，烧火打柴，还要上学读书。早晨五点钟，就得爬起来干活。他年纪小，贪睡，起不来，老和尚就把绳子系在他手上，到时候拉他。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就逃出了寺院，到处流浪，卖过木屐、膏药，当过学徒，送过报纸，办过出版社，干过新闻记者，做过时装模特……先后从事过三十多种职业，直至四十岁，发表了《雾和影》，引起轰动，一举成名，才摆脱了贫困。

他说，我当小和尚时，背诵《般若心经》《大悲咒》《消灾咒》，也读过慧能的传记《六祖坛经》，特别崇拜六祖慧能，所以希望有机会参拜慧能出生的贫苦山村和修行的东禅寺。在他背诵六祖慧能有名的四句诗偈时，翻译不熟，译不出来，他起身要去书房查找原文，老舍把垫在羊羹下面的衬纸抽出来，拿出钢笔，写下“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水上一看，与自己少年时背诵的词句一字不差，对老舍的博闻强记感到震惊、钦佩。他说：“先生，我有空时，可以去北京拜访您吗？”

老舍和蔼地说：“当然。我恭候您光临。”

他说：“您年纪大了，参拜寺庙，不敢劳您大驾，但请您给我找一位向导，领我到东禅寺去看看。”

老舍说：“不，我要亲自陪您去，当向导……”

1967年，也就是在老舍离世的第二年，他写了一篇怀念老舍的文章《蟋蟀罐》。他说，有一天，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抱着蟋蟀罐，跟在拄着手杖的老舍先生身后，沿着长长的石板路，向古寺走去。无穷无尽的路，总也走不到头，只有那清脆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响着……

1975年，水上勉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没有老舍的北京，他感到空虚寂寞悲凉。在他下榻的宾馆附近，就有文物商店，但他没有勇气去找蟋蟀罐，也不想对别人说与老舍的约定。

1978年，他第二次到中国访问。一天晚上，老舍夫人胡絜青和女儿舒济一起来看他。他虽然有很多话想对她们说，但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怕老舍夫人伤心，没敢说老舍到他家做客时的情景，也没讲与老舍相约去买蟋蟀罐、去寻访六祖慧能遗迹的事。他说：“我觉得，最适合表达我心境的就是沉默，而沉默又是与亡灵交谈的最好方法。只有先生和我知道相约去买蟋蟀罐的事。此事不能如愿的悲伤，也只有我能告知九泉之下的先生。我想，我也终究将去九泉吧，那时我才能见到先生。九泉之下，和老舍先生彻夜畅谈蟋蟀罐，就不会觉得寂寞了。此刻，只好这样聊以自慰。”

1979年6月，水上勉第三次访华。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丰富胡同老舍家，亲手把《蟋蟀罐》的中译本送给老舍夫人胡絜青。他不懂中文，无法表达对老舍的思念，所以特意请人，将文章译成中文，印制出来，带到北京，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他与老舍的谈话和约定。

6月底的北京，正是初夏。老舍家幽雅的小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繁茂的枝叶下，一片阴凉。胡絜青说：这两棵柿子树，是我们刚到这里不久栽的。老舍说栽一棵怕不活，就栽了两棵，结果两棵都活了。水上勉一边听夫人介绍，一边想象老舍在这里生活工作的情景，觉得无论是桌椅、床铺、柱子、门槛，还是花草、树木、土地，处处都散发着老舍身体的气息。

水上勉在老舍家的小院整整盘桓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由老舍夫人和女儿陪同，去八宝山为老舍献花，祭拜致哀。在八宝山分别时，老舍夫人说：等柿子熟了的时候，请您再来，尝尝北京的柿子。

当年11月，胡絜青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给水上勉带了一篮柿子。白土怕柿子坏了，一到成田机场，就赶紧托人把柿子送到水上下榻的饭店。当时，水上勉正躲在饭店里赶稿子。他打开包装时，发现摆在上面的黄色厚纸袋里有两个拳头大小的蟋蟀罐。一个是木头镟的，香炉状。一个是桔黄色，表面光滑，葫芦状。两个都有严丝合缝的盖，盖上有气孔。他喜出望外，一会放在桌子上端详，一会拿在手里把玩，一会又打开盖子往里面看，喜不自禁，爱不释手。

放蟀蟋罐的黄纸袋下面是塑料袋，里面是熟透的柿子，大概有二十来个，但大部分都挤烂了，只挑出七个好的。他说：“皮破了，瓤也流了出来，弄得手上粘糊糊的，但我还是仔细认真地挑选着。因为这是从遥远的中国，从丰富胡同千里迢迢送来的柿子呀!　我拿起一个放在手掌上，翻过来瞧，掉过去看，馋涎欲滴。我扒开皮，浓郁的香味和汁液流了出来，顺着手指缝流到手掌上。我马上咬了一大口，真甜啊!　但又甜而不腻，甜得适度，怎么说好呢，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甜，清爽的甜。北京柿子，有一种独特的芳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的异国的柿子。”

不久，他收到了胡絜青的信，信中说：今趁白土吾夫先生回国之便，我送给您一个蟋蟀罐和一个蟋蟀葫芦，东西虽然不太好，但都是由文物商店友人托人找到的，略表我诚挚的友谊。另外，我家的柿子已经摘收。每年阳历十月，柿子将变红时就要摘下，这样便于储藏过冬。也请白土吾夫先生带给您一小篮。已熟不涩，正可尝尝中国产的另一种小柿子。特此奉上，请哂纳。祝您全家均好。

1983年9月，水上勉第四次访华。9月13日，他率领日本青年作家到八宝山吊唁老舍，之后直奔老舍家。丹柿小院摆满了花盆，宁静中有阵阵幽香。胡絜青说：老舍爱花，家里总是摆得满满当当，他亲自莳弄，花长得精神，壮实，花开得大，而且随季更换，四季都有花香。老舍好客，每天下午，客人都络绎不绝。他每年要在家里请两次客，一次是菊花开时，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酒菜都是他亲自张罗，把北京市文联的同事们请到家里来聚一聚，尝一尝地道的北京风味。

与水上勉一起来访的日本作家井出孙六说：老舍先生到日本访问时，我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搞了一个特辑《武田泰淳与老舍对谈》，地点在东京四谷的一家名为福田家的饭店。老舍先生落座后，饭店送上了热毛巾把。老舍先生称赞说，日本人爱清洁，这是个好习惯。那天吃的是京都风味的日本料理，也不知道是否适合老舍先生的口味。当最好的上等金枪鱼生鱼片端上来时，老舍先生说我在英国留学时吃过一次。武田泰淳先生问，当时的伦敦也有金枪鱼的生鱼片吗？　老舍先生详细介绍了当时吃的鱼的形状和用的调料，最后终于搞清楚，原来先生吃的不是以山葵酱油当调料的金枪鱼，而是洒上柠檬汁的大马哈鱼。先生发现自己记错了，朗声大笑，谈话也由此开始，谈食物，谈风俗，谈传统……

虽然水上勉与老舍，只见过一面，只谈了一个小时，但却成为心心相印的挚友。如今，他们都已驾鹤西去，在另一个世界里，想必也常常见面，说蟋蟀，讲禅宗，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吧？

文： 陈喜儒 责任编辑：潘向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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