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的改造下，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厂房华丽转身——上海船厂造机车间成为“船厂1862”中的一个800座的中小型艺术空间“1862时尚艺术中心”。 （摄/ 叶辰亮）

我爸无意中说起，在他考入师范之前，有过一段在船厂当青工的经历，这触动了我妈的浪漫神经。我妈想起小学时集体参观江南造船厂的情景：小朋友们排着队，仰头看高大的船坞，江风阵阵，黄浦江船鸣。我妈托腮问，你们造什么船，万吨轮吗？我爸只好讪讪地回答，水泥船啦。

小镇去上海有三条路。一是铁路，镇北的夏驾桥有一个小站，沪宁线上几班慢车在此停靠。一条乡间小路通向夏驾桥，刮风一阵土，下雨一身泥，到后来，铁路提速，停靠夏驾桥站的车次减少，不大有人去那里赶火车了。二是公路，在汽车站等候县城发往安亭的班车，到安亭换乘“北安线”或者“陆安线”，下车再坐40路。一路折腾到静安寺的外婆家，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如果不坐班车，就要搭乘各种各样的便车，记忆里，我坐过救护车，运水泥的卡车，以及冒着黑烟的拖拉机。三是水路，江南水路通畅，坐船是传统的出行方式。从吴淞江到苏州河，机动船要开一天，手划船要一天一夜。我妈曾抱着襁褓中的我，搭红喜叔的运沙船去过一趟，事后我妈说风吹得脑袋疼。“包产到户”前，小镇周边的村庄普遍种双季稻，冬天还要种一茬小麦或者油菜。一年收获三回，肥料就不够用，农民摇着简易的水泥船，去上海郊区的粪站拉粪，一船能拉五吨。那是庄稼人的宝贝。我爸初中毕业后插队当农民，也曾领受过几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两个壮劳动力轮流摇船，来回两天，算双工分。在我的想象中，薄暮时分，河面倒映着晚霞，小船欸乃而行，船桨荡开涟漪，两岸风景后退。要不是大粪味道太难闻，倒也谈得上诗情画意。后来老师教我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我总会想到我爸划粪船的场景。

我小时候喜欢扒着桥栏，看往来的船只。最好看的是拖船，为首一艘马达突突，后边跟着长长的一串，像蜈蚣一样，像火车一样。夏天，和小伙伴们捏着鼻子从桥顶往下跳，溅起高高的水花。船老大高声骂，小猢狲，不要命了。

除了水泥船，农民家里还有一人宽的小木船，船身和船桨刷了桐油，靠人力划。镇上有碾米厂、缫丝厂和榨油作坊。一大清早，小船摇曳，划开水道，送蚕茧来，送稻谷来，送菜籽来。那样的日子，老街热闹得像过节一样。下午，男人醉倒在大大小小的酒馆里，女人买了布和鞋，买了糖果和油盐酱醋，买了自动铅笔和彩色橡皮，独自划船回去，把老街的一部分带回村里。

我妈在上海住院的那一年，我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放学后，我久久地坐在江边，看船。江风阵阵，空气里有鱼和河蚌的腥味。黄昏时，女人蹲在船头，用捡来的树枝生火，升起明亮的蓝色的烟，和小镇人家的炊烟似乎不同。不一会，飘来红烧鲫鱼和咸肉菜饭的香味。两三岁大的船家小孩，捧着铁皮小碗，专心地吃饭，一对光脚在船沿晃荡。我饿了，可是我不想走。这些随处停泊的船，这些生活在船上的人们，满足了一个南方孩子对游牧生活的想象。在河道纵横的江南，他们才是最自由的。

奶奶喊我回家吃饭了。我不吭声。让我的名字在风里多飘一会，像炊烟。

在那个寂寞的暑假，我和一个船上的男孩交上了朋友。男孩比我大一岁，假期跟爸妈出来跑船，每隔三四天来一次小镇。我带他打街机，钓龙虾，吃老街的油墩子和糖枣，他带我到船上玩，送我新鲜的河蚌和油炸的小鱼。他爹娘是典型的苏北船民，高大黧黑，五个脚趾分开，吸盘一样紧扣甲板。我妈还在住院，我有点羡慕他，不知谁更像在漂泊。

那个泥鳅一般黝黑的男孩，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他老爹刚做了决定，不打算再让他读下去了。老爹说，少供一个人念书，多一个人干活，这才是最重要的。对跑船的来说，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做带小数点的加减法，看得懂水路图，已经足够。其他的，要从风里浪里学到。

他娘在船上喊，家来。他应了一声，飞快地跑回去。他走了之后，黄昏变得空荡。

我见过船民睡觉的船舱，在甲板底下，略低于水面。我无数次想象躺在里面的感觉，会不会像睡在水里。很多个夜晚，我都想推开门跑出去，跑到河边，随意跳上一条船，听一夜的水声。第二天早晨，发现自己醒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后来我知道，梦也是一条船，一夜间行过千山万水，又悄无声息地停靠在二十年后的一个清晨。

作者：路明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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