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如常在网上的旧书店“闲逛”，一页接一页地翻图书目录。看到一本英文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3年版。这种书本极常见，不晓得为什么，还是随手点开了图片。书前空白页有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几个字：“乔 1961.Ⅲ.11日 北京”。再往后翻，书名页后面的“出版说明”页有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几行字：

1938年第一次读完马恩通信集4卷在广州

1959年第二次读完通信选集1卷在北京

1961年10-11月第三次读完选集1卷在日内瓦

19/11,1961.在日内瓦追记

“日内瓦，日内瓦……”我略略沉吟。1961年去过日内瓦，或许不是一般人。再定定看那“乔”字。乔冠华？先想到的是这名字。随即到网上搜了搜乔冠华的笔迹，一比对，还真是他的字。我订下了这本乔冠华的藏书。

1937年下半年，乔冠华在图宾根匆匆写毕博士论文。1938年上半年，在图宾根结识的军官赵玉军给乔冠华发电报，邀他去广州。当时，赵玉军任广东最高军事长官、陆军上将余汉谋的参谋长。乔冠华去了。晚年，他回忆说：“在广州，赵玉军就安排我在主管的一个参谋处里工作。收集外国的军事情报和当时的国际情况……事情不多，我利用空余的时间还是看我的书，这是我的老习惯了。我从欧洲带回来一些德文的马克思的原著。其中包含四大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我在广州的空余时间，从容的把这四本书从头到尾的看完了。看完了书之后，加深了我对马、恩的认识和敬佩。”（《童年·少年·青年——乔冠华临终前身世自述（录音整理）》，收入《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15页）看来，乔冠华对他读过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是念念不忘的。

1961年5月，日内瓦会议召开，讨论老挝问题。可能事先谁都想不到，这会一直开到1962年7月23日才结束，足足开了一年两个月零七天。1961年7月4日，陈毅率代表团部分成员先离开瑞士回国了，留下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继续出席。乔冠华就是留在日内瓦的一个。身处异国，会议冗长，难怪他有暇重温马恩通信。

他未在书中写下批语，不过用红色铅笔、红色圆珠笔画线的地方倒不少。有一封1851年9月11日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批评马志尼政策错误的一段，乔冠华先用铅笔、后用圆珠笔，画了两遍，想是格外重视的。

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说过，重温自己喜爱的书，不仅仅是在体味那本书，更重要的是，其中掺进了回忆的甜蜜，那种人生仅此一次而且只会如此的感受与联想。在日内瓦，乔冠华不会不想起当年在广州从容读书的情景。此后不到三年，政事纷繁，命运加速，怕就再无客舍展卷的余闲了。

作者：刘铮  编辑：安迪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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