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一对中国兄弟背井离乡远赴梅敦淘金，以求衣锦还乡回到广东好一改穷苦命运。

六月我和我的先生来到梅敦进一步取材，我们的第一站是库克敦，19世纪70年代，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就是在这个港口靠岸登陆。库克敦是一座秀丽的小镇，但现今规模已经比不上它的鼎盛时期了。宽阔的海滨大道俯瞰着碧蓝的海水，对面卧着巍峨层峦，连同那无尽的碧色似要溢上海平面，仿佛一只沉睡的绿色野兽。走在铺满沙砾的河岸上，翠嫩的野草就在我脚边拂过、低语，上面还挂着新鲜的露水。我立在海岸线上，不禁幻想着这里是否就是两百多年前无数来此淘金的中国人第一次踏上澳洲大陆的地方。幻想着他们是否紧紧抓着带刺的红树林来站稳脚跟，是否在伞树下搭起棚屋，看着太阳光线逐渐为宽大的莱卡特叶子镀上一层金色。我先生指给我看一棵挂着坚果的树——他称这树为沙滩杏仁 （安达曼榄仁木）。我很好奇有没有人会把它们敲开吃掉，或是藏进口袋留着慢慢享用，又或者，在这之前，早就有数不清的手来摘过杏仁，现在留下的，已经是棵光秃秃的树了。

中国淘金人

据记载，19世纪有多达一万九千名中国人在帕默河沿岸淘金。为了探寻那些曾经埋有金矿的沟壑和河道，我们特意租了一辆车，好免受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淘金者步行几百英里历时三个月穿越一条沟壑的辛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驶离了沥青马路和手机信号覆盖区，改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颠簸了两个小时。一路注视着遥远的山脉，层层青山投下不同深浅的影子。一只楔尾鹰正像风筝一样逐风飞翔，三只罕见的黑色风头鹦鹉正聚在一株红木上密切细语，一只野鸡从灌木丛中窜出，它的羽毛虽不像中国画卷上画的那样五彩斑斓，却有着色泽丰富的、大地的颜色。砾质的土地呈现出肥沃的红色，有些地方经灌木火灾露出焦黑色。如稻草般干枯的野草泛着火焰橘色，在膝盖的高度处摇曳着。我们穿过一片片的铁树林，将那些发黑的树干和树干上鳄鱼皮似的纹理一起甩在身后。参天的橡胶树和茶树正掠过窗外。

终于，我们来到了梅敦。这座小镇在19世纪70年代容纳了许许多多的旅馆，商铺和屠户，甚至还有一家柠檬汽水厂。想必在小镇最熙攘的时期，街上必定是泥尘齐飞、人畜混杂，马路上充斥着马匹、棚帐、中国人、欧洲人、牛车、狗、鸡……如今，这个小镇唯一从旧时繁荣中保留下来的，就是主干道旁的鹅卵石小路，主厨烤箱里的食物屑渣，和邮局里的桩子。莱斯利大街的两旁都立着纪念碑，纪念那些曾建在这里的商户们。眼前的这一排房产分别属于James Ah Fun,Chew Lee,King Yeeh和 Chin Poo。几千公里外就是中国人的公墓，公墓用栅栏隔开，下临一方陡峭慑人的峡谷。那些没能落叶归根的中国旅人们，就长眠于这层层叠叠的岩石下。

下午我们在帕默河的沙滩上扎好了帐篷。我看见赭红色的夕阳浸润了暮色下波光闪烁的水面，倒映出千层木和无花果树的影子。我的思绪不禁飘到一百四十五年前的帕默河，幻想着这片河床上是否也曾经居住过几百名中国人，他们勤勤恳恳淘金，在此耕种、运货、施药、饮食。而现在唯一陪着我们的就是些鸟儿了，胸脯翠绿的鹦鹉在呀呀学舌，两只鬼影般的布布克猫头鹰借着我们的灯光正捕食昆虫，耳边是乌鸦的啼叫和太阳鸟扇动翅膀的呼呼声。唯一称得上响亮的就是一群灰色使徒鸟在树枝上的唧啾声，震落无数树叶礼花般洒向地面。小昆虫们前赴后继地冲向我们的手电筒，一只蟋蟀慢慢爬过我的盘子，微风像一注水流涌入灌木丛，孤单的公牛在远处吼叫。那些遥远的声音啊，衬得这夜更深更静了，和我即将在上海遇见的众声喧哗怕是有天壤之别。

作者：米兰迪·里沃[澳大利亚]  赵一诺（译）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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