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冬天，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计划失败，曾参与该组织活动的苏曼殊当时在湖南实业学堂任教，便不得不以僧人身份走避杭州。此后，苏曼殊多次旅居杭城，有据可查的就有十四次之多，挂单之处有白云禅院（白云庵）、韬光庵、秋社、新新旅馆、陶社、巢居阁等。风流蕴藉的杭城成了苏曼殊避难会友的洞天福地，西湖则似乎是其梦中佳人，漫游日本时念念在兹的也是“何时归看浙江潮”，而孤山最终成其埋骨之地。

苏曼殊游历杭城，最常住在西湖之畔、与雷峰塔相邻的白云庵。1905年秋后，他又驻锡此庵，在晨钟暮鼓中做诗、绘画、谈禅、泛舟，写下了著名的《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白云”和“疏钟”是禅诗和禅味诗常常出现的两个意象，静物也许没有比白云更能体现禅家的闲淡，动音也再没有比钟声更富有诗意和禅味的了。近禅人和禅家对钟声的偏爱在心理层次上是多重的，钟声不但能唤起人们对寺庙的情感，同时也是一种时间定位和地点定位，使诗人在万籁俱寂中获得一种依托感、相伴感；钟声动亦静、实亦虚、动静不二，象征着禅的本体和诗的本体，诗人在对袅袅钟声的体味中，易将宗教情感转化为审美情感，超越于形象之外的绵长诗韵从中流泻。

《住西湖白云禅院》中最有灵气的就是“雪中红梅”和“远钟疏音”了。“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视觉上：一个远景，幽静的白云庵似乎将静穆的雷峰塔拥入怀中，或也可解读为悠闲的白云掩映着雷峰塔；一个近景，皑皑的白雪中冷傲的红梅独自绽放，远近互衬，化虚为实、化空为色，静穆中蕴藏着活泼，拟人化的“拥”和“带”字，不但生成一种悠然闲静的氛围，在空间上也造成一种空阔的层次感。接着，在释子心空的澄澈中，几杵“疏钟”落音，遥遥传来，纡徐回荡在水面上，“感觉挪移”的修辞方法，将听觉上缥缈神秘、禅意浓郁的钟声，幻化为视觉上徐徐落入白云庵前潭影里的音阶，声音的波动因  “落”字具有了一种姿态美，化静为动、化实为虚，时间与空间、虚实与静动交融莫辨，瞬息与永恒同在，禅境与诗境共生。苏曼殊以禅入诗、表现禅思禅悦的诗作并不多见，他很少有向心空门的空静心境，而是惯于将禅宗的“唯心任运”化为一种“自我”的存在——或许唯有水木清华的杭州，唯有西湖之畔的悠悠白云、雪中红梅、袅袅疏钟才能让诗人坠入“澄澹精致”的神秘世界吧。

1908年初秋，苏曼殊再次赴杭州住进白云庵，和僧人得山、意周由相识到深契；后又移至北高峰下韬光庵，绘《孤山图》《西湖泛舟图》寄赠陈独秀，又绘《听鹃图（二）》拟赠刘三（季平）。《听鹃图（二）》后由友人代书跋曰：“昔人天津桥《听鹃词》云:‘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衲今秋驰担韬光庵,夜深闻鹃声,拾笔图此,并柬季平一诗，诗曰：‘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近日诗肠饶几许？何妨伴我听啼鹃。’”上海华泾人刘三同样是位杭州迷，是苏曼殊恨不能时时随其左右、对床风雨的挚友，所以刘三在函中戏言曼殊：“只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赢得泪痕粗。”在此期间，苏曼殊还请刘三题写了“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字幅。两位诗友诗酒唱答，“多情种”伴“有情僧”，不知在西子湖畔留下了几多故事。而刘师培此间所见到的苏曼殊却是另一番行状：“尝游西湖韬光寺，见寺后丛树错楚，数椽破屋中，一僧面壁趺坐，破衲尘埋，藉茅为榻，累砖代枕，若经年不出者。怪而视之，乃云日前住上海洋楼，衣服丽都，以鹤毳为枕，鹅绒做被之曼殊也。”此次苏曼殊流连杭城一月有余，直到杨仁山邀其至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担任教习，才束装而去。

杭州城留给苏曼殊的确实并非全是“西湖歌舞”的赏心乐事，也有过惊骇惶然。1909年9月，苏曼殊第八次踏歌杭州，“去逐刘三共酒杯”，还是住在白云庵——此庵当时成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浙江分会的秘密联络处。苏曼殊在小楼上挂有一幅手书的小联：“小窗容我静，大地任人忙”。岁月静好似乎并不容易，这一年与曼殊旧谊匪浅的刘师培已明目张胆地背弃革命，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了。同样隐匿白云庵的亡命客雷铁崖不明真相，以为苏曼殊也随之做了“叛徒”，愤然投其一封恐吓信。苏曼殊百口难辩，为表清白，匆匆离杭返沪。刘三闻听此事后写诗相慰：“流转成空相，张皇有怨辞。干卿缘底事，翻笑黠成痴。”章太炎在《书苏元瑛事》中也曾言及此事：“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替其澄清。1912年初，苏曼殊从爪哇返国，在上海《太平洋报》任主笔，雷铁崖专程到报馆拜访苏曼殊，彼此恩仇尽泯，惺惺相惜，曼殊作画相赠。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声势高涨，各地纷纷通电宣告独立。“以言善习静为怀”的苏曼殊以佛教界名义，在上海  《民立报》发表《讨袁宣言》，声讨袁氏“甘为元凶”，以致  “兵连祸结，涂炭生灵”。但“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苏曼殊遭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通缉再次避祸杭州。诗人寻幽访胜、品茗食鸡，踽踽独行于颓圮的雷峰塔下，偶尔会捡一块残砖断瓦，但“临瞻故园，可胜怆恻”，于是借钱塘名妓、埋香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发抒内心抑郁：“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伤心独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他在诗中以“转绿回黄”喻指革命事业，以“冷月秋花”表明自己已经心灰意懒。

苏曼殊喜欢杭州，除了迷恋那里的湖光山色、禅林寺院、佳朋善友，还有美食诱惑着他。苏曼殊最喜欢甜食，而杭州是甜食的天堂，他曾记录在杭州“日食酥糖三十包”。苏曼殊最喜江南的八宝饭，1913年春在安庆教书时曾致函柳亚子：“至小蓬莱吃烧卖三四只，然总不如小花园之八宝饭也”；1914年初又复柳氏书札：“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糖月饼也是其最爱，1916年9月于日本致徐忍茹信中，还抱怨说：“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余但静卧，以待先生将月饼来也。”信尾再次嘱咐：“望带莲子蓉月饼四只，豆沙饼六只。”在没有甜食可用时，他甚至“生鲍鱼加糖酢拌食”，南社同人、小说名家包天笑曾做诗调侃苏曼殊：“松糖桔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口开；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甘来。”

无糖不欢的苏曼殊自1913年起常常被“洞泄”等各种肠胃疾患所折磨，但这并不妨碍他一如既往地贪吃甜品，朋友送他绰号“糖僧”，他也乐得自认。1916年底到1917年4月间，苏曼殊在沪杭间往返三遭，又东渡探母，6月中旬回国后居于上海，到冬季肠胃病加深，再也未能离开医院。病骨支离中，盼望着“有痊可之一日”的苏曼殊仍然忍不住偷食糖栗，终于导致不治而驾鹤西归。可以说，是嗜甜这一顽习最终要了诗僧“微命”。

在苏曼殊短暂的生涯中，杭州是他魂牵梦绕、流连忘返的所在，漫游西湖，他每每言曰：“如此大好河山，将来必埋骨于此。”在暂厝破败寥落的上海广肇山庄六年后，南社创立人陈去病、柳亚子开始为苏曼殊寻找墓地，杭州当然是首选。杭州的南社女诗人徐自华慨然捐出西湖孤山北麓一片私园，作为诗僧的安魂处；曾称誉曼殊“率真”的孙中山“赙赠千金”，以成此事。1924年6月9日，暖风和煦，湖光粼粼，苏曼殊终于落葬西湖之滨、孤山之阴的西泠桥南堍，墓前的石塔上镌刻着六个大字——“曼殊大师之塔”。他的墓地与其赠诗的苏小小义冢南北相对，与“鉴湖女侠”秋瑾墓园隔水相望，这绝佳的栖息地真真应了曼殊所谓“闻道孤山远，孤山却在斯”的念想，因拜伦译介而与苏曼殊相知的刘半农写下这样的悼诗：“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坟。”这年9月，雷峰塔轰然倒掉，泉下的诗人可否还在吟诵着“白云深处拥雷峰”？

若说千古流布的“白蛇传”生动演绎了情天恨海与禅林古刹在杭州相生相克的传奇，而  “禅”与“情”冰炭同炉的苏曼殊的杭城缘，似乎也暗藏着一条悖论：“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西湖，本该是“无量春愁无量恨”的情僧淡忘世事、含杯选曲的风月宝地，却恰恰成了他一次次政治冲击下的逃亡之所，白云庵的庇护志士、光复会的啸傲山林、同盟会的煮酒论英雄、辛亥年的三千援军驰南京……也都暗暗参与了苏曼殊的杭州人生，就连其最终落葬孤山也是仰赖革命同仁的慷慨襄助。

或许惟有这座表面上闲适散淡而内里风骨俊朗的历史名城，才能成全“情爱”、“参禅”与“革命”如此和谐共存——这才是杭州之于苏曼殊最富意味的地方，而那个容忍情·僧·革命圆融一体的时代也是别有风情的吧？

作者：黄轶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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