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一些散文 “模样”的信，它们喜欢描写，尤抒情不已，用动人的细节，加上优雅的词句，虽然是一封封真信，但太不像信。又有不少作家，借用书信的“模样”写小说写散文。去掉头尾书信格式，正文就是个文学作品，似信而非，生活中的信通常不会这样写。其实是作家玩的写作技巧，诱导读者落入深信无疑的圈套。

周作人的散文名篇《乌篷船》也仿照了书信格式，台头、落款，以及书信必用的套语，一应俱全。袭用格式并不难，拟书信体的小说散文无不轻易地做到位了。而《乌篷船》非同一般，作者当作真实的私人信札下笔，正文的遣词造句，酷似平常信件，逼真得不能再真，很难不把它当成一封付邮的书信——

介绍“收信人”子荣去写信人家乡游览几处地方，本都是留有人文遗迹的名胜：相传黄帝铸镜于此的鉴湖、建设包公殿的贺家池、陆游留诗《游山西村》的壶觞、传说张岱啜饮禊泉的娄公埠……就不必说人人皆知的兰亭了。既然不给人做文章的感觉，便草草写了句：“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我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处处一带而过，何其简略，又口语似的本色。若在冰心的《寄小读者》笔下，哪一处都会放纵笔墨精描细述，信本不是那么写的。《乌篷船》作者完全进入写信人角色，连假设的琐屑末节，也认真遵照生活中正发生的情景。信尾说：“川岛君夫妇现在偁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川岛即章廷谦先生，周氏兄弟的朋友、浙江大同乡。据史料，此时川岛确在彼处，亦确要离开彼处。如果不借助“信”外知识，读者恐难疑其假。可它实在是一封假信，台头“子荣”正是落款的作者自己，生活里谁自己给自己写封信呢？

作者不肯草草带过的是游览的行具乌篷船，颇为它费了些笔墨，赛似说明书。他介绍，船分白篷、乌篷，乌篷船再分脚划和明瓦两种，明瓦又分四明瓦、三明瓦：“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大的篷高，可置一方桌四人玩麻将，小的篷低，仅容船底坐人，一叶扁舟。总共千把字的短文，这絮絮叨叨占去小一半篇幅。所以絮叨，在于引出：“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蓼和白蘋，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而且“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这几句是最“文学”的了——毕竟是文人书信，非出自  “引车卖浆者流”。文人之间，即使谈吐也总有点文的。

《乌篷船》写于一九二六年，其时军阀当道，邵飘萍、林白水相继殒命，进步文人纷纷南下，新文化运动跌入低谷。周氏兄弟分道，鲁迅社会责任感极强，与丑恶社会势不两立，“我以我血荐轩辕”；遁入“苦茶庵”吃苦茶的知堂，却深切体悟到世事艰险，人生态度取保存生命为第一要素，做起都市里的隐士来。兄弟俩人生态度悬殊，概而言之，斗士与隐士耳。手里的笔，长兄为经世致用，二弟仅用以自遣。一位穷却兼济天下，一位达而独善其身——其时知堂已大有社会名望。一位如地火，一位似古井。《乌篷船》恰是古井里一瓢，见证了知堂耽于闲适的心迹，多少有玩物丧志之嫌。

周作人与鲁迅俱是现代散文巨匠，知堂此路文章自成一格，于后人影响不小。比较两位文笔，学鲁迅大概稍稍容易，仿知堂就难了一点，当然都是就文字表述而言。没有的事，竟无中生有，虚拟出一封信，岂不无聊？不能说一点不。可无聊里别含寄寓。鲁迅的文章题旨鲜明显豁，知堂却委婉晦涩。大哥的意气有迹可寻，二弟的情怀似羚羊挂角。我的两位文友，均以追慕或研究周作人闻名学界。品味他俩文章，自当与鲁迅文风相去甚远，但与知堂亦难逼肖其神，“小同大异”也。原因盖“功夫在诗外”，他们哪里有周作人那时的那种心境。

记得某位很有建树的学者，早先曾经疑惑，《乌篷船》何以负如此盛名？后来一个休憩的傍晚，随手捡起知堂文集，偶然翻到这一篇，一口气读完，才咀嚼到作者深藏的意味。我想，只有在文学史家眼里，《乌篷船》才获得现在这么蜚声学界的地位。然而又想，能这般悠闲自乐的人不会很多，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它的读者数量还是远远不及乃兄。

作者：陈老萌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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