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吴宓自清华休假，前往欧洲访游，并于是年9月30日至次年1月28日在英国驻停，《吴宓日记》第5册（1930-1933）中对此有所记载。其中所记，有三次会晤较为引人注目。其会晤对象，分别为理雅各的儿女、T.S.艾略特以及曾经担任过溥仪英文教师的庄士敦。

对于19世纪以来再次兴起的西方汉学尤其是英国汉学，吴宓并没有表现出胡适那样的学术兴趣，所以他的牛津及伦敦之行，对于英国汉学的关注和记载，显然不及英国文学。而对于吴宓为什么会去与理雅各的儿女会晤，究竟是因华人留学生的引见，还是理雅各后人的主动邀请，亦或吴宓自己的主动请见，日记中语焉不详，故亦显得较为突兀。

不过，日记中记载，是日牛津大雨。如此天气之下，吴宓仍坚持前往理雅各后人的家庭招待会，似乎不像是一时兴之所至的突发奇想。

现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吴宓日记》，卷五，P144，三联书店）：

下午4：30-6：00，赴Mr.&Mrs.J.G.Legge（Mrs. 名Josephine）招茶会于其宅，115 Banbury Road，Oxford。即译四书之Dr. James Legge之子及媳也。客座五六，有主人之二女，其一在牛津大学之Somewill College肄业，治文学。宓最爱牛津大学之女生，以其有学问智识之美，而尤喜治文学与美术者。主人出示有正书局印售之中国画册。又出示其所收藏之善本书，如Wordsworth, Keats，Tennyson, Swinburne等之诗集First Edition。又导观其先德理雅各博士之画像并遗物，中有王韬于癸酉年（当系1873年）为香港人民代撰书送Dr.Legge回国序，刻镌大门内壁间。

宓由主人处假得Dr. Legge传一册。

从日记所载得知，这次“招茶会”，主人应该是有所准备的，其间不仅向客人出示了所收藏的有关中国的画册，另有英国诗人的善本诗集多种，同时还展示了理雅各的画像和遗物。日记中提到1873年理雅各自香港返回英国、曾经担任其中文助手的晚清文士王韬代表香港士民撰写赠送的序文，但说该序文“镌刻大门内壁间”似有误。王韬代为撰写之文，当初镌刻于一块配有支架的双面木屏之上，一面中文一面英文。推测吴宓写此则日记之时，尚不及翻阅从理雅各儿女处所“假得Dr. Legge传”，因为理雅各女儿所撰《传教士与学者：理雅各传》中，即有此序文及所镌刻之木屏照片。

不过是日日记中又提到当日“归而翻阅”该传记，而且还曾“记其要点”。所记除了理雅各的生平简历，亦有其著述若干。其中有一条为：Dr.Wang, native assistant; scholar; salary \$20 per month。日记注释将此译为：王博士，本地人助手；学者；薪金每月20美元。其实，此处Dr.Wang，应该就是从上海南遁来香港避难的王韬。王韬抵港之后，在理雅各处协助其翻译“中国经典”。从王韬《与英国理雅各学士》一札内容来看，理雅各支付给王韬的助理翻译费似乎不菲。

理雅各1839年受伦敦传道会差派，前往马六甲华人社群中宣教，并主持传道会在此的英华书院和附属于书院的印刷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书院在理雅各主持下迁往香港。从此，一直到1873年最终离开东方返回英国，中间除了几次回国休假外，理雅各在香港生活工作了三十余年。其间在何进善、王韬等人的协助下，理雅各完成了成就其一生功名的“中国经典”之翻译。1876年，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首任中文教授，一直到1897年去世，在职21年，其间又完成了东方学家、比较宗教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麦克斯·缪勒主持的“东方圣典丛书”中的“中国圣典”的翻译。理雅各在牛津期间，一共举办过36次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等内容的公开讲座。1877年11月，举办有关康熙、雍正两朝“圣谕广训”的解读讲座时，清驻英公使郭嵩焘曾应邀前往牛津旁听，这也成为19世纪末期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而在此前，理雅各亦曾带王韬前往牛津大学（1868年）演讲，那次王韬演讲的主题是“儒教与基督教之比较”，理雅各担任翻译。可以确信王韬的这次演讲，应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牛津大学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演讲。不仅如此，理雅各也应该是19世纪末英语世界涉足东西方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学诸领域的先行者，不过从《吴宓日记》所记来看，似乎对此也没有特别留心在意。

相较之下，《吴宓日记》中对于与T.S.艾略特的会晤经过，倒是记载甚详，不过却是三访而不遇，第四、五次才见到。兹摘录所记如下：

1930年10月10日

正午，偕郭君访……T.S.艾略特君，未遇。见其女书记Miss Laura Hill(及司阍接电话之女工，均美秀而文，极可爱)，约后会。

1930年10月11日

又访T.S.艾略特君一次，仍未值。

1931年1月14日

下午2?誜00出，……访T.S.艾略特，约星期五正午十二时半往晤。见其守门司电话之女书记，虽美，而不如昔之美。

1931年1月16日

十二时半，如约访T.S.艾略特君于Faber & Faber书店。在客室中谈片刻，约下星期二午餐细叙。是日仍见其守门之女书记。

1931年1月20日

1-3访T.S.艾略特（仍见其女书记，伤其美而作工，未嫁），邀宓步至附近之Cosmo Hotel午餐，谈。Eliot君自言与白璧德师主张相去较近。……但以公布发表之文章观之，则似若适得其反云。又为书名片，介绍宓见英、法文士多人，不赘记。

吴宓与艾略特，均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学者欧文·白璧德门下求学。艾略特当年在波士顿剑桥的住处，迄今仍为哈佛周边的名人旧居之一，访者不绝。不过从吴宓日记中，实在看不出他此次一意拜访的目的究竟何在。二人见面之后，艾略特说自己的文学立场，与白璧德较为相近，而吴宓则认为适得其反。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只要翻阅一下《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大抵已清楚。以当时艾略特在英美文学界之声誉地位，吴宓“得其介绍见英法文士多人”，实在难得。这些文士，应该都是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姓者，倘若吴宓一一会见晤谈，倒也不失为中西文学关系史上的一桩雅事。遗憾的是，吴宓以一句“不赘记”，就将艾略特推介的这些英法文士多人打发掉了。

倒是日记中所记五次拜访，四次提到艾略特的秘书“美秀而文”，而吴宓则“伤其美而作工”，令人印象深刻。多情如此，盖亦不多见。对此，我的同事张新颖教授有极精彩之解读，此不赘记。

与上述两次会晤相比，吴宓日记中所记与庄士敦的会见，似乎是为了件“正事”：宓以陈寅恪、浦江清、张荫麟三君推荐，又特荐浦君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中文助教（1931年1月25日）。而为了这次会晤，吴宓之前曾专门致函报纸及英国外交部，代为查询联络庄士敦，可见良苦用心。

彼时，庄士敦刚从中国返回英国，此前他曾担任过溥仪的英语和西学教师，以及英属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卸任回国之后，正准备出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现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之前身]的汉学教授。看上去吴宓对于19世纪下半期发展起来的英国之中国学也没有多少兴趣及了解，所以日记中所记多为人事——其实所记人事亦多语焉不详，倒是对其个人情感经历记述甚为用心——而不像胡适的欧游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有关欧洲汉学的学术日记。

作者：段怀清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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