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摄  

父亲问他媳妇，同意他回上海不？同意的话，就去办手续。媳妇低下头，一声不吭。父亲心里有数，转头对他说，就你这号人，跑回来天晓得，这事算了。

他本该是67届初中毕业生，因逃学捣蛋留掉一级，变成68届。67届“四个面向”，有留在上海的可能；68届“一片红”，初高中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许多年后，他听到一句话，叫知识改变命运。

眼前三种选择：插队，兵团，国营农场。他仔细比较过。首先排除插队。插队计工分，农场和兵团拿工资；插队得自己做饭，农场兵团有食堂。兵团每两年一次探亲假，农场年年有；兵团实行军事化管理，作息以军号为令，农场相对宽松。去农场，要么云南，要么黑龙江。云南更远一点，工资比黑龙江低。听人讲，东北的农民冬天不干活，窝在屋子里喝酒、打牌、嗑瓜子，叫猫冬。

到了北大荒才晓得，原来天算不如人算。零下三十多度天气，下地是不可能了，农场有生产作坊。轧面，酿酒，做豆腐……哪一个不是出大力的活。他被分配去油坊。油坊温度高，温度不高不出油。外边滴水成冰，屋里炉火熊熊。一帮男人，穿个大裤衩，打赤膊，嗨呦嗨呦，用撬棒把豆油榨出来。

第二年春节，他回家探亲。慢车到哈尔滨，换58次特快到上海，全程三天三夜，票价41.3元，有效期十一天。他想出方案，一张火车票两个人用。一人先上车，抵达上海站后，车票装进信封，投入随车邮政。三天后，车票回到哈尔滨。后一人收到票，还能再坐一次。知青们纷纷效仿。数年后，火车票有效期减少到七天，才遏制了这股“挖社会主义墙角”的风气。

一来二去都知道了，这人会算，上海话叫门槛精。碰到事，脑袋里算盘噼里啪啦一打，总能理出个最佳方案来。加上他的口头禅，整天格算不格算的，大家叫他，小格算。

他找木匠打一口箱子，用厚实的板材，塞满大豆和黄花菜，慢件寄回上海。老乡看不懂，麻袋装不行吗，省多少份量。他笑笑。木料在上海是紧俏物资，回头箱子一拆，够打半扇衣柜。多寄个几回，阿哥结婚的家具就齐了。

有个牡丹江的姑娘，在酒坊当化验员，眉眼挺秀气。秋收时，酒坊职工也下地割麦子。姑娘割得慢，他就帮着割。渐渐地，两人有了感情。到78年年底，他带姑娘回上海，弄堂里摆酒席。囍字一贴，鞭炮一放，毛主席语录一念，街坊一起哄，几杯白酒落肚，稀里糊涂的，他成家了。

过完年，他带着新媳妇回到北大荒，看见知青们都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最新政策下来，知青允许返城，结了婚的除外。他傻了眼。当年口号喊得震天响，“扎根一辈子”，谁他妈想到还有回去这一天啊。

他跟媳妇商量，要不把婚离了？媳妇就哭。他赶紧安慰，不真离，就……走个形式，等我户口调回上海，咱俩立马复婚。媳妇捶他，哪个要跟你复婚。这年回家探亲，他把想法跟父亲说了。老头子让他死了这条心。老头子说，你好好的，跟媳妇待在那边。要什么东西，我给你。

父亲喜欢这个媳妇，讲话细声细气，像个知书达理的人。结婚后，家里省下工业券，先紧着他两口子用。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红梅牌电视机……一件件寄到黑龙江。要什么东西呢，他想，还有啥可要的呢？

他想起来了。上回探亲，邻居家有一台卡西欧牌计算器，香港亲戚寄来的。再复杂的加减乘除，按几个键就行，比算盘好使多了。他告诉父亲，他就要这个，计算器。

有了计算器，他顺理成章承包了农场的小卖部。小卖部卖酒，卖肥皂，卖卫生纸，卖油盐酱醋。忙起来也辛苦，好处是没人管。他挺高兴。这期间，女儿呱呱坠地了。

几年后，农场顺应时势，成立外贸科，他便干起外贸。在当地收购党参、山参、木耳、猴头菇、南瓜子，各种叫得上叫不上名字的草药，去哈尔滨、大连找渠道，出口苏联和南朝鲜。南朝鲜人顶喜欢蛤蟆油，也叫雪蛤膏，大兴安岭特产，收购价六十块一斤，能卖两百。鹿茸分花鹿和马鹿，花鹿茸贵一点，收来三十块一两；野生猴头菇，二十来块一斤，都是抢手货。那几年，他过得挺滋润。出差卧铺宾馆，一天三顿报销，顿顿有肉有酒。农场分了房子，带一个大院，养三头猪、十几只鸡。油坊有熟人，隔几天送来榨油剩下的豆饼，是上好的饲料。平时喝的酒，炒菜用的油，吃的豆腐和粉条，都不用花一分钱。他终于过上了猫冬的日子。铁锅里咕嘟着酸菜和血肠，媳妇端出醋和饺子，屋外大雪纷飞，他盘腿坐在炕上，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回上海的插兄写信来，谁进了工厂，谁考上大学，谁读了夜校，谁打算出国。折腾啥呢，他想。邮递员说，一看到邮编20开头，就知道是他的。他想起来，他是这农场唯一的上海人了。

那天他喝多了，回来拉着媳妇念叨。你说咱俩，他攥着媳妇的手，一辈子在这农场呆着，不愁吃也不愁穿，挺舒坦。闺女在这，念几年书，找个男的，后半辈子围着锅台转，就废了。他眼圈红了，我废了没啥，闺女不能废。媳妇问他，那你说咋办。他说，回上海，把闺女带回去。这个地方不要了。啥都不要了。

回到上海，首先面对的是住房难。父母已经去世，留下一间二十几平米的房间，外加阁楼，三兄弟分，住九口人。他发挥精打细算的本事：楼梯拆掉，改搭在外墙，省下的面积放进一只五斗橱；阁楼抬高，斜顶改成平顶；打一排顶柜，桌椅全换成折叠式。早上起来，地铺一卷，收进顶柜，拾掇得清清爽爽。夜里，帘子一拉，就是三家人。

他没上海户口，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就在弄堂里卖大米。附近退休工人多，他提供送货上门，价钿比国营粮油店贵一点。一百斤大米，一口气扛上六楼，赚十块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跑四五回，累得直不起腰。每年秋木耳上市，他让老乡寄一些过来，加几块卖，也能赚一点钱。

插兄来看他。家里没地方坐，几个男人站在楼下吃香烟。插兄拍他肩膀，小格算，你说，这回格算不格算？他笑，账不是这么算的。

女儿考上高中，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贸公司，也算继承父业。他对女儿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成天忙工作，满世界跑。难得休一天假，不好好在家呆着，不是逛展，就是看啥话剧。三十大几的人，不恋爱，也不肯相亲。没法劝，他苦着脸，随她去吧，她自己开心就好。

六十岁那年，他和媳妇回了趟农场，办退休。这里是松嫩平原的尽头，麦浪金黄，涌向远方。他告诉媳妇，四十三年前，他们这群知青刚下火车，便遭遇了一场九月飞雪。他肩头落满雪花，望着这白茫茫的天地，有点想哭，想想还是算了。

[爷叔们]是路明在笔会的专栏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