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某与女友、同事在餐馆吃夜宵快要结束时，女子姚某不请自来自行饮酒。散席后，留下姚某一人在餐馆，后因醉酒死亡。姚某的亲属将谢某等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谢某应担责20%，赔偿原告姚某亲属14.1万余元，驳回原告姚某亲属其余诉讼请求。

不请自来的醉酒女死亡

2018年3月23日22时30分左右，谢某与同事于某、田某从美发店下班后至浦东惠南镇一家湖南湘菜馆吃夜宵，三人点了菜肴及“江小白”白酒，后谢某的女友刘某赶来一起吃饭。在谢某没有邀请姚某吃饭的情况下，姚某根据以往谢某大多在上述餐馆吃饭的惯例，于当晚11时15分许赶至该餐馆，参与吃饭并饮用白酒。而此时，谢某等四人用餐已基本结束，故于某、田某稍后先行离开餐馆，谢某与刘某随后也离开餐馆，留下姚某一人在餐馆独饮。

谢某与刘某离开后在附近一家酒店开房休息。翌日凌晨1时左右，谢某打电话给姚某未接，后餐馆老板郑某拿姚某的手机接听并告知，姚某已处于醉酒状态，要其过来接走，谢某遂支走刘某后，赶至餐馆并与郑某一起将姚某扶至上述酒店房间休息，郑某随即离开。翌日上午9时左右，谢某离开房间去上班时，姚某依旧处于睡眠状态。中午11时左右，谢某回到该房间，发现姚某已处于昏迷状态，遂打“110”及“120”，民警及医护人员到现场后，发现姚某已死亡。

另查明，公安机关在居民死亡确认书上记载姚某死亡的原因是猝死，但什么原因导致姚某猝死，因未进行尸检，没有明确的结论。

原被告双方法庭上争辩

2018年7月，姚某的亲属将谢某及女友刘某、同事于某、田某及餐馆老板郑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按70%的责任赔偿共计48万余元。

原告谢某亲属诉称，谢某、于某、田某、刘某因共同饮酒致受害人姚某处于危险状态，谢某在确认姚某醉酒不醒的情况下，未能及时通知其家人，未能及时送往医院就医，在其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又未能妥善照顾，将其独自留在酒店中。郑某作为餐馆经营者，在消费者出现醉酒昏迷的状况时未能及时采取妥善措施，未能及时将其送医救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上述五名被告的过错行为最终导致姚某死亡，应分别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被告谢某辩称，不同意谢某亲属的诉讼请求。姚某当天晚上在没有任何人邀请的情况下去餐馆，来了之后也是自行喝酒，没有任何人劝她喝酒。因此，其对姚某的死亡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其认为喝酒多是姚某本人造成的，发现姚某过量饮酒后，其已尽到了照顾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郑某辩称，受害人姚某死亡与自己没有关系。

被告于某辩称，自己几个人下班后吃饭喝酒，没有组局，更没有邀请姚某，期间还劝姚某不要喝酒。后自己已经提前走了，故其没有责任。被告田某辩称，受害人已是成年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没有责任。

被告刘某辩称，那天与男友谢某约好下班吃饭，姚某是自己来的，其在餐馆吧台拿酒喝，在场几个还劝其不要喝了，自己不认识姚某，不应担责。

被告谢某担责二成赔偿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第一，参与会餐的被告谢某、于某、田某、刘某对姚某的饮酒是否负有注意义务？本案中，姚某不请自来，主观上被告与姚某之间并不存在共同饮酒的意愿，客观上姚某赶至餐馆时被告餐饮已基本结束，故被告与姚某应不属于共同饮酒人。然而在姚某不请自来参与喝酒的情况下，谢某作为与其存在特殊情感身份关系的人员，对姚某负有一定义务。

从姚某醉酒后到死亡的事实上看，谢某显然未充分尽到照顾、通知的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于某、田某、刘某虽一起参与会餐，但姚某到餐馆时其用餐已基本结束，不存在对其敬酒、劝酒行为，故没有过错，对其死亡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被告郑某对姚某的饮酒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被告郑某与姚某是经营者与顾客的关系，在姚某醉酒及其他被告已离开餐馆的情况下，其是无法与姚某家属及与姚某有密切关系人联系的。后在谢某打电话给姚某而姚某因醉酒不接电话之时，郑某及时接听电话告知姚某情况，并与谢某一起将姚某扶至酒店休息，郑某已尽到作为餐馆经营者的善良管理人的通知和保护义务，故对姚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姚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负有最高的保护注意义务，其应明白过量饮酒可能对自己身体造成的危害，但姚某漠视存在的危害性，过量饮酒，对自身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告称姚某过量饮酒是因与谢某感情问题受到刺激所致，即使存在，并不能成为其过量饮酒的正当理由。关于原告因姚某死亡而产生的合理损失计67.2万余元，由被告谢某赔偿20%即13.4万余元，加上律师代理费7000元，谢某实际应赔偿原告14.1万余元。

作者：何易 富心振

编辑：汪荔诚

责任编辑：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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