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

■子张

想到这个题目，其实是想知道孙犁怎么看、又怎么在文字里表述周作人。

这是因为，多少读过一些孙犁的文字，尤其是其老年写下的散文、随笔、读书札记，就会产生一种直觉，即其性情、文风与周作人有相当的贴近。贴近，固然可能有若干原因，性情属于天生，文风则会传染。那么，除了从鲁迅那里接受二周相似的一部分，有没有直接来自周作人的成分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再次进入孙犁的自传、书信、读书札记，专注于“周作人”三字，果然看到了数条记载。

不过这种记载，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性态度，那就是对鲁迅是无条件尊崇，对周作人则是大否定中有某些微妙保留。

对鲁迅，孙犁既始终保持热烈的情感，复积累起相当系统的理性认知。早在1952年10月写下的《鲁迅的小说》一文就从思想、题材、白描、新鲜、讽刺五个侧面对鲁迅小说详加阐发；1986年10月写《谈杂文》，又系统提出学习鲁迅的“四个方面”：思想的变化及发展，文化修养和读书进程，行为实践，时代。至于热烈的尊崇之情，可标注的地方就更多了。像1977年10月写的《关于散文》，实际就是对自己与鲁迅关系的一次梳理。说到散文，他自己先表示：“最喜爱鲁迅先生的散文，在青年时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这种“狂热”，还可以由《耕堂书衣文录·中国小说史略》一则来作注解，因这部历经乱世而得以留存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当初作为中学生的孙犁自“保定天华市场小书铺”购得，且是他一生“购书之始”。

孙犁关于鲁迅的专文，通常都写于十月份，显然都带有纪念鲁迅的仪式性，当然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孙犁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地位，有时甚至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对比性语言出之，甚至直接拿周作人为目标。比如“文革”后期所写《书衣文录·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则，明明是介绍周作人晚年著作，却突然由书及人，为鲁迅抱起大不平来：“并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1974年11月23日）

这里，拿来与鲁迅“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作对照的，是周作人的“因缘日妇，投靠敌人，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语涉周作人四宗“不是”，如今看来，之一、之四有点“欲加之罪”的嫌疑，之三“无聊作家”可能也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唯有之二算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仿佛也的确是公认的大污点。

可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大污点好像慢慢有人出来质疑且公开为周作人护短了，迫不得已说、偶尔失足说、地下工作说，不一而足。对此，孙犁在《耕堂题跋·知堂谈吃》这篇专谈周作人的短文中作了相当正面而又全面的呼应。本来，《知堂谈吃》是友人送给他的一本书，并非一定要郑重其事介绍，而有此专文，重心全不在书，只在作者的“人”。一上来，孙犁即由一个前提性的逻辑背景感慨：“文坛随时运而变，周氏著作，近来大受一些人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接着即从历史由来角度，直言不讳道：“即如周初陷敌之时，国内高层文化人士，尚思以百身赎之，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汉奸，汉奸可同情乎？”

“汉奸可同情乎？”也许是为了回答这个疑问，孙犁提到一件具体事端：“前不久，有理论家著文，认为我至今不能原谅周的这一点，是我的思想局限。”

这大概就是当时“周作人热”热到高烧程度时出现的为周“护短”之一例了。

那么，孙犁又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呢？

孙犁答辩道：“有些青年人，没受过敌人铁蹄入侵之苦，国破家亡之痛，甚至不知汉奸一词为何义。汉奸二字，非近人创造，古已有之。即指先是崇洋媚外，进而崇洋惧外。当外敌入侵之时，认为自己国家不如人家，一定败亡，于是就投靠敌人，为虎作伥，既失民族之信心，又丧国民之廉耻。名望越高，为害越大。这就叫汉奸。于是，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判他坐牢了。”

显然，态度是明朗而又决绝的。不过，“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的说法似乎略显暧昧了些，对周作人“附逆”的说明也似乎过于简略了一点。“投靠敌人，为虎作伥，既失民族之信心，又丧国民之廉耻”这样的“汉奸”定义，原封不动地加之于周氏，怕是确有简单化之嫌。不妨参照一下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当初审判周作人的最终判词：“查申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并有“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

大否定之外，孙犁于此文末段，还是透露出了对周氏的某种保留。这种保留态度见之两句话，一是：“至于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还有一句是：“对其晚景，亦知惋惜。”

此文之外，也还有几处。1980年3月撰《文学和生活的路》，通过周作人日记谈到鲁迅幼年读书的情况。1983年10月撰《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所列小说散文书目，除《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并有鲁迅、周作人等译作。1990年《耕堂读书笔记·胡适的日记》一则，提及刘宗武送《知堂书话》：“书价昂，当酬谢之。”

这些保留，固然不能直接作为孙犁接受周氏文风影响的证据，可也明确无误甚至耐人寻味地表明一点，周作人之著之译，是孙犁个人阅读史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不但早自中学时代即已开始，且一直持续到老年，“皆有购存”一语，尤其微妙。一方面至为反感其人，一方面则无遗漏地购存其书，这岂非十分奇特的阅读现象吗？

说至此，仍觉意犹未尽，却又不知该怎么说下去了。或许，这种阅读现象，只是透露了无论周作人还是孙犁，都具有某种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不可对其轻下断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