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书记·得书记》韦力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曲录》六卷卷一卷首

对藏书家韦力而言，做人需要知足常乐，藏书却需贪得无厌；“藏书当以广博为快乐”；“藏书犹如追求女人，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失书记·得书记》以韦力所收藏的古书为线索，以书述事，以事怀人，记录了古书收藏界书友之间的交往故事，从中亦可望见中国藏书圈、图书馆、古籍拍卖公司等集体群像及种种逸闻。每一本古书之得与失，皆印刻了韦力三十年来的藏书心旅。

落槌价令人发疯的王国维手稿本《曲录》《词录》

十年前的海王村拍卖行跟今天有许多的不同，就全国而言，以数量和质量平均来说，流通古籍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书店，而海王村拍卖行是中国书店的下属机构，所以每一场拍卖，都能从库里拿出一些难得一见之书，让众人去争抢。因为古书在市面上能够流通者，要比其他门类的东西少许多，所以海王村的拍卖等于是在给整个市场增加新的血液，而非熟脸之书的易地登台，有如明星走穴。但是，海王村在成立十年之后，发生了变化，新上任的总经理认为这样卖下去会把库中的精华卖光，从此不再给拍卖行库中之书，而由其到市场去自由征集。这种做法站在他自身企业角度而言，当然没有错，但对于整个古籍收藏市场来说，却有着不小的影响。我对此事耿耿于怀，多次跟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先生进言，望他能增加市场的可流动善本的筹码，但是于总定力极强，不为我的说辞所动。

癸未春，海王村拍卖行上拍了二十多部名家批校之本，我与众人争抢，得到了其中的六部，然而，最有价值也是最难得的一部，却花落旁家了。这部没有拍得之书，就是王国维的稿本《曲录》。此书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价值自不待言，而上拍者乃是《曲录》的初稿本，仅二卷，起拍价格极其低廉，仅四千元，以当时的书价而言，我觉得在底价的二十倍之内都可以买下。

本场拍到此件时，拍卖师刚喊出四千元的底价，底下有一个人直接喊出了五万元，这种买法让大家一惊，我只好在五万元的基础之上加了一口。拍卖师喊出五万二的声音还没落，底下的这个声音又喊出十万元，几秒钟之内变成了十万元，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还没等醒过味儿来，后排又有一人说加一万，等大家回头再看时，拍卖师落槌了。我看到拍得之人乃是胡先生。这么重要的一件拍品，三下两下就归了别人，多少有些心不甘。拍卖之后问胡先生，何以出如此高价？他正色地告诉我说，一流大学者的重要代表作稿本，怎么就不值这个价钱？他的这句话，使我的后悔度又增加了三分。五年之后的某天，收到了保利古籍拍卖图录，该专场的封面竟然又是《曲录》。以我对胡先生的了解，这么多年来，他的手极紧，到手之书从未见他放出来过，他曾经跟我说过一种收藏的理念，就是任何一种藏品，不应当过一百件，他说自己藏书也是这样，我问他一百件之后，又看到更好的怎么办，他说只要买到一件，那就必须要剔除掉这一百件中最差者。这种收藏方式其实极有效率，既让自己不会为物所累，还能保证自己的藏品越替换品质越高。但是，这件《曲录》不大可能是他替换出来的第一百零一件，否则他另外的九十九件质量之高，恐怕件件都称得上天下无双了。遂去电胡先生，婉转地告知此事，他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也看到了图录，但不是自己的那一件，过两天想专门去细看此书。

收到图录后的几日，我也到保利的仓库中看了全部拍品，当然重点就是这部《曲录》，果真与海王村拍出的那部不同，原来的是两卷本，而保利此次上拍的则是六卷本，并且还多《戏曲考源》一卷。该书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注明的收藏单位是上海图书馆，而此拍品中果真钤有上图的藏章和退还章，知其是抄家退还之书，该书的估价是三十万元到五十万元，比海王村当年的成交价又涨了几倍。

看完书之后，与胡先生通电话，他说自己也已看过，是不同的版本，自己所得是初稿本，此六卷本则为定稿本，他也很想得到。听他电话中说话的口吻，没有了往常的那种淡定语气，看来，面对心仪之书，多么镇定之人都会食指大动。

开拍当日，三十万的起拍价，从现场竞争的热烈程度就知道这个底价其实是个幌子，瞬间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这也是我给出的心理上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调整心理继续争下去，举到一百二十万，仍有四人在竞价，我只好放弃，该书最终以一百五十万元成交。最终抱得美人归者是不是胡先生，我没敢问他，担心万一这朵花没有落在他的手里会让他伤心。

又过了三年，保利的古籍专场封面用的又是王国维的稿本，这次换成了《词录》。本专场上拍了罗振常旧藏小专题十七件，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王国维的稿本《词录》，此书原装一册，里面有许多的校改，由此可看出这是草稿本，也同样钤有上图的藏章和退还章，从装帧形式来看，我怀疑三年前上拍的《曲录》，跟这部《词录》一样，均是出自罗振常家。而此册《词录》虽仅一册，估价却是八万至十万。我心里也清楚，以王国维今日受追捧的程度，这册《词录》恐怕加十倍也难到手，我已没有信心再能把它拍得，于是，集中精力买到了其他几部欲得之书。因是电话委托，不知道其他书的成交结果。拍卖之后，去电保利古籍经理孟楠先生，他告诉我这部《词录》的落槌价是三百万。这个价格，即使我在现场，也不会发疯到如此程度。好在前些年，我买到过王国维的校稿本，价格都不到这三百万的十分之一，以这种方法安慰自己，其实也不能减消自己没有得到此书的缺憾。

宋刻巾箱本《尚书》：一直跟我竞价者，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次台湾之行目的之一，就是想到“中研院”去看看傅斯年图书馆珍藏的那些善本。其中，邓邦述群碧楼的三件镇库之宝当然是必看之物。邓氏藏书在1927年分批售出，“中研院”花五万元买得其中一部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邓邦述在上海收得黄丕烈旧藏的两部宋版《群玉诗集》和《碧云集》，邓氏将此两书的前两个字合在一起，成为自己的堂号，曰“群碧楼”。之后，邓氏又从涵芬楼买得宋本《披沙集》，巧的是这三部书的作者均为李姓，于是邓邦述又将自己的堂号改为“三李盦”。在此之前，“中研院图书馆”藏书主要为实用书，自从得了邓邦述的这批旧藏，才使馆藏的善本质量有了大的提高，直到今日，邓氏的这三部宋版，依然是傅斯年图书馆的镇库之宝。

翌日如约前往，在王汎森先生的办公室内见到了傅斯年图书馆馆长刘铮云先生。在刘先生进王先生办公室前，王汎森先生告诉我，刘先生学问很好，但不善言谈。待刘先生坐定，我努力找话题与之闲聊。他偶然提到自己原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我猛然想起那部痛失的宋版，即刻问他，贵馆中是否有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他听我这样问，眼睛为之一亮，说确实是此书。他的话马上也多了起来，给我讲得到此书的经过。听他一番讲述，我终于明白了这部书是通过一个中间商到大陆的拍卖公司拍回的，而背后的遥控人就是他自己。刘先生的这个故事，勾起了我的隐痛，因我当年的鼠目寸光而失去了这原本应该归自己的一部难得好书。

2003年秋季大拍，嘉德拍卖公司的古籍专场中，上拍了一批沈氏研易楼的旧藏，其中最佳之物，乃是宋刻巾箱本《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十三卷》。此书甚是珍罕，为铁琴铜剑楼旧藏，一函六册，原书品相一般，但有旧作的金镶玉，此书起拍价一百三十五万元。这个价格于当时而言，可谓不廉，因此我当时判断此书不会有太多人竞争，给自己出的限价是一百五十万元。拍到此件时，现场果真仅我一人举牌，然而有一个电话委托，却一直跟我竞价，根据这种情况，我略微提高了自己的心理价位，自我将限价加了十万。我举到一百六十万元时，那个电话委托却毫不犹豫地又加了十万。如若现场众人争抢，自己力不及人而不能拍得，则完全无丝毫怨气，若现场仅有电话委托竞价，则往往有托儿的嫌疑，我这种固有的偏见让自己放弃了对这部书的继续竞争，因为再举一下加上佣金就超过两百万了，感觉不值，果断放弃。于是，这部书就落在了我的假想托儿手里。

这场拍卖结束后不久，遇到了傅熹年先生，我向他请教这部巾箱本，他说这书应当买，因为婺州本是宋本中的重要品种，而此书又很是罕见，以一百七十万元成交，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闻听此言，我顿生悔意，恨自己没再继续竞价，多举几口。此事过了几年，翁连溪兄到台北出差，回来后送给我一本台北故宫所出的宋本图录，此书的名称叫《大观》，内收上百种宋版书，均为难得一见的尤物。细细翻看此书，颇有过屠门而大嚼之感，那欣羡之情，岂止是垂涎三尺可形容之。然而才翻看了数页，就看到了一部书很是眼熟，定睛细看，竟然是嘉德拍出的那部宋巾箱本《尚书》，原来跑到了这里！我本是趴在床上翻看此图录，见此书一跃而起，马上拨通嘉德公司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先生的电话，质问他国宝级的善本怎么出了大陆。拓兄很平静，让我注意此书未标有禁止出大陆的星号，并耐心告诉我，沈氏研易楼的这批书是他从美国征集回来的，再次出大陆没有违反《文物法》的规定。

此事过去了几年，虽偶尔忆及这部书，每每有腹痛之感，但毕竟已成为过去式，也渐渐地被此后发生的无数次类似遗憾而冲淡。今天我到傅斯年图书馆，为的是能亲眼目睹邓邦述前辈的珍爱之物，没想到又跟那部失去的《尚书》故事联系起来。

我问刘馆长，当初他们想出的价格上限是多少，刘先生笑了笑，没直接回答我，只是说这个成交价比他们给出的限价差得很远。闻听此言，我丝丝揪痛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以我的这点儿微薄力量，再跟着争下去，也不过是螳臂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