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在《汪曾祺全集》的文章。

发表在《新疆文学》上的文章。

两篇同题不同内容。

■毕亮

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中有一篇《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文章，文末标注有：“（根据发言整理）载1983年第二期《新疆文学》”（第二九○页）。林斤澜整理的《<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中也提到了一篇《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林先生说：“汪曾祺生前，大约只有过一次作品讨论会。那是1987年，《北京文学》承办，由我主持……汪曾祺为讨论会准备了一个发言，是他晚年一贯的文学主张。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见《前言》第九页）

林先生之言和全集中《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文末标注显然有冲突，一篇1987年为讨论会准备的发言，怎么会发表在1983年第二期的《新疆文学》上呢？而且据收入《全集》第三卷的这篇发言中的“昨天，我去玉渊潭散步，一点风都没有……”（第二八七页）、“今天评论有许多新的论点引起我深思。比如季红真同志说……”（第二八八页）等句子，可以看出应该是作品讨论会的发言，如附注说的是根据发言整理的，那还可能是即席发言。

后来，汪曾祺先生自己在不同的文章里也谈到过他在这次作品讨论会上的这个发言，在《<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中写道：“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关于我的作品的讨论会上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见《全集》第五卷第一六三、一六四页）；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小说回顾》中写道：“北京市作家协会举行过我的作品讨论会，我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见《全集》第六卷第六十页）。另外，由汪先生亲手编订的《晚翠文谈》也收入了一篇《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即《全集》第三卷中的这篇，在文后专门注明：“本文是一次作家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见《晚翠文谈》第三十一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

汪先生提及的几处，再结合发言的内容和林斤澜先生在《前言》中提及的，应该可以肯定，《全集》第三卷收入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就是1987年汪先生在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那么，这篇发言又怎么会发表在《新疆文学》1983年第二期上呢？抱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在《西部》（《新疆文学》先后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西部》）副总编张映姝的帮助下，查阅了1983年第二期的《新疆文学》，果然有一篇《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再与收入《全集》第三卷中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对照阅读，发现完全是两篇不同的文章。也就是说，由于两篇文章标题相同，《全集》编者误把1987年汪先生的发言，当成了发表在《新疆文学》上的文章了。

查《全集》，未见收有发表在《新疆文学》1983年第二期上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算是一篇集外文。在这篇文章中，汪先生从“生活和创作的关系”、“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的问题”、“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等三个方面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提出了自己“搞现实主义的东西，搞民族传统的东西，但又不排斥其他非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不排斥外来的影响”的“奋斗目标”，从而“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1982年夏天，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等先生在《北京文学》编辑李志陪同下到新疆采风，逗留了不短的时间。这篇发表在《新疆文学》1983年第二期上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应该是当时的一次文学交流会的讲稿；邓友梅、林斤澜两位先生也都有讲。

1982年第十二期的《新疆文学》“作家谈创作”栏目发表的林斤澜先生的《箱底儿及其它》，可能就是林先生在这次交流会上的讲稿。他们三人到了伊犁后，也和当地文学爱好者见了面，并在座谈会上都有发言，发言稿经记录发表在伊犁州文联主办的《伊犁河》杂志1982年第四期上，汪曾祺先生的发言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后来收入《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