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惊悉《文汇读书周报》老主编、《悦读MOOK》主编褚钰泉先生不幸逝世，我们和书界、学界诸多人士一样，无限悲痛。本报今起将陆续刊发悼念、追思文章，以为怀念。

———编　者

午后打开手机浏览微信，看到《开卷》杂志子聪兄转发来一条信息，说是“惊闻褚钰泉先生五天前在沪逝世”，而且特别说明，他是《文汇读书周报》前主编和《悦读MOOK》的现主编。我看了大吃一惊。前几时我们联系过，还好好的，没听说有什么病啊，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颇疑消息有误，赶快打电话问在沪的贺圣遂，打了几次都没打通，于是改为发微信向北京的陈四益求证，很快就得到回信，说:“他前些日觉得心脏不适，去医院预约了检查，不料未到检查日便突发心梗。生前交代不举行任何仪式。我起初也怀疑误传，后得证实。可惜，才七十二岁。难得的编辑大才。”这样看来，噩耗竟是真的了。我感到很难过，我们多年交往的情景，便一一浮现在眼前。

钰泉是1961年进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刚好，我在外文系和新闻系教了几班文学课之后，也从那年开始担任本系一年级的课程，兼做班主任。这样，就与他们班同学接触得较多。当时，正是“大跃进”之后政策调整时期，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学生对教师还比较友好，我在他们班交了不少朋友。后来阶级斗争这根弦愈绷愈紧，师生关系又逐渐紧张起来，我这个只会跟学生聊闲天，不懂做思想工作的班主任，也就调离了。但这个班级有许多同学却一直与我保持友好关系，褚钰泉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班本该在1966年毕业。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正常工作都停顿下来，毕业分配也延迟了一年。钰泉分配到《文汇报》文艺部做记者。这是一个敏感的岗位，而我那时在全市受到批斗，是一个敏感人物。他却不避嫌疑，仍旧与我保持联系。“文革”结束，我平反之后，第一篇亮相之作，也是他为我发表的。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但当时能发表，却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文革”结束之后，大概是在八十年代初吧。七七届的郦国义也分配到《文汇报》文艺部，他们二人想办一份　《文汇读书周报》，发来通知，邀我去开会。刚好那天学校有事，我本不想去参加的，不料钰泉却跑来面邀，说文汇老总马达对这事还很犹豫，你一定要去说服他。我只好向系里请假前往。好在马达这个人很通达，听取学界人士的意见之后，也就拍板敲定了。这种大报办子报之事，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文汇读书周报》　开始是郦国义和褚钰泉共同主持，后来郦国义调到《文学报》去做总编，褚钰泉就单独挑起担子，把这份报纸办下去，使它成为有全国影响的读书类报纸。

钰泉退休之后，一度成为出版界抢手人物。据我所知，有好几家出版社请他去编刊物。但他想办一份能体现自己编辑理念的自主刊物，于是用以书代刊的方式编了几期，却被迫停止了。接着，就被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请去编《悦读MOOK》，还是以书代刊，但是编下去了。这份刊物编得很有特色，受到读者的欢迎。只是他每期要从上海跑到南昌去处理出版事宜，也够吃力的了。他身体突然垮下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由于这一报一刊办得出色，钰泉在业界很有名气。他的确是一个难得的编辑大才。不过我更看重的是他的独立品格。有两件事我非常赞赏:一是对下台上司的态度———他刚到报社时，文艺部一位负责人很看重他，培养他，后来，形势起了大变化，这位领导下台了，但钰泉仍很尊重她，办报办刊都想着她，不避嫌疑，请她协助工作，而且为她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另一件事是，他在“文革”中曾帮助过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后来成了高官也没有忘记他，曾带信找他，想与他保持联系，但他始终没有回应。当我问及此事时，他说，人家现在地位那么高了，我迎上去做什么?　我只想编好自己的刊物!

钰泉在复旦这几年书没有白读，他保持了老辈知识分子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