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及其《朝霞》

■王宏图

近年来，不少惯于在文坛指点江山的批评家似乎厌倦了理性的条分缕析，索性亲手操刀，自己写起小说来。细想之下，这并不奇怪，每个批评家身上都埋藏着一个夭折或流产了的作家。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人文素养》一文中坦言，“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中迸发的自由生命，谁会跑去议论劳伦斯的心智平衡？”它折射出诸多批评家隐秘的心声。

吴亮的《朝霞》便是这样一部出自资深批评家之手的虚构作品。如果它和人们习见的大多数小说一样，严格遵循经典现实主义的模式，有着栩栩如生的鲜活人物，曲折复杂戏剧性十足的情节，高度浓缩的时间跨度——昆德拉曾将以上特征定义为十九世纪才出现的“小说历史第二时的美学”，那这部小说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诸多争议。而它的文本以打破人们常规期待的面目出现时，有人甚至还质疑它是不是一部小说。

平心而论，《朝霞》的情节线索并不模糊诡谲，它以阿诺和他的同年龄伙伴沈灏、孙继中、江楚天、李致行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成长经历为枢轴，旁涉邦斯舅舅、马立克等人的曲折遭际，精心而深情地展现了那一时期上海的风俗画和精神史。然而这并不是吴亮这部作品的主要创新之处。它并不是一部常识意义上“好看”的小说，而是在文本形式上做了诸多实验性的尝试，力图在当代小说的版图上开拓出新的疆土。

乍看之下，遍布全书的与叙述或勾连或疏离的议论，成了这部作品最为醒目的特征。正是在这里，作为小说家的吴亮和作为批评家的吴亮近乎完美地合二为一。在这些林林总总蕴含着智慧闪光的段落里，有对世事沧桑的感喟，对人性幽暗之处的探测，天马行空般的玄想，涂抹了伤感气息的青春奏鸣曲。熟悉吴亮评论和非虚构性文字风格（如《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读者会惊喜地发现其间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但也正是这些枝脉横生的文字，在惯于看故事的读者看来无疑是一种冒犯。然而，这貌似出轨的写法，从文学史的视角却是返本归源，折回到十九世纪以前“小说历史第一时美学”的传统之中。

俗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而先锋前卫与复古返祖也会殊途同归。近五百年前，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在欧洲揭开了近代小说的序幕，它那狂放无忌、雄浑恣肆、丰瞻繁富的风格为“小说历史第一时美学”树立了典范，那时作者不必战战兢兢匍匐在形形色色的清规戒律的祭台前，不必费劲地从文本中抹去自己存在的鲜明印记，不必一心一意地躲藏在诸多虚构人物的背后，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架子，在绘声绘色地展现林林总总的场景、人物的同时，还可以毫无羞涩地跳到前台，眉飞色舞与读者交流，点评臧否身边这些人物，严肃地探讨哲理、伦理话题，一旦对此厌倦了也不妨来点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斯特恩的《项狄传》和法国作家狄德罗的《命定论者雅克》则将拉伯雷的传统发扬光大。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谁会忘记作者在叙事主干线索之外提供那貌似琐屑、但又趣味横生的细节，谁会不羡慕斯特恩、狄德罗自由奔放、洒脱自如的文笔，在讲述故事、描述人物之外，将小说的功能一一发掘，将它变成了人类精神活动的综合形式。不难发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朝霞》回归的正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历史第一时美学”。这正应了一句趣话，外婆的裙子在箱子里放上五十年，翻出来穿上便成了最为时尚的宝贝。

此外，《朝霞》全书扉页罗列的关键词语，诸如“生活美如斯”、“冒险的想象”、“肉身的面纱”、“被剥夺的逻各斯”、“世界在燃烧”等，无一不是一个个鲜亮的主题，作者不无率性地将它们串接组合，编织出或优雅或忧伤或沉思或焦灼等旋律。读完全书，那些情节、人物在脑海中只留下稀疏的影子，但那众多的旋律却久久地萦回不去，咏唱着那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岁月，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梦想与渴望，以及高悬在他们头顶上面目狰狞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