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之美》

丘彦明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年轻时的台静农先生与好友合影，左起：韦丛芜、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

台静农先生墨迹

《人情之美》是一部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文坛的回忆录，颇有人情味。作者丘彦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联合报》副刊的主编，因为工作的关系，和当时的很多作家包括三毛、张爱玲、白先勇、梁实秋、台静农等都交往过从。书中以大量的交往逸事、生活细节写出了作家们不同于文学正史的鲜活亲切。往事历历，丘彦明通过这些温暖的回忆，真挚书写出一位位作家朋友的丰满人情，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灿亮的文学黄金时代。

台静农先生谈小说创作

暮春的午后，来到温州街台静农先生的寓所，带着友人自海外寄来台静农教授的四篇小说旧作，都是不曾收录在台北出版的《台静农短篇小说集》里的“新出土文物”。

踏进那幢台北市近年已少见的日式平房的前院，一眼便看到近屋子玄关处的一缸荷花，刚刚抽出孩子巴掌般大的青青荷叶，散发着清香与喜气。

坐在书房里，台先生烟不离手地翻着旧作，笑着说：“都记不得了，都忘了写过这些小说。”

是刻意的忘却？抑或随时光流逝记忆模糊？

台先生就读北京大学时，曾旁听鲁迅的课，最感兴趣的是小说史，鲁迅指导他应读野史笔记。1925年，鲁迅及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等年轻朋友，六人集资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出版文艺丛书的文学团体——未名社，曾合办有《未名半月刊》，并出版《未名丛刊》。出刊的书除了创作外，还有不少的翻译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果戈理的《外套》等二十多部书。未名社于1928年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遭北洋军阀张宗昌迫害查封，台先生曾因此入狱。1931年未名社正式解散。

台先生做过鲁迅的学生，后属同一文艺团体。鲁迅对台先生既信任又激赏，常将他的左翼思想、文学观点，通过实际讨论及书信传递（《鲁迅日记》中，提及台静农一百五十次以上）。台先生的小说创作观、治学方法、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及喜好，都受到鲁迅不少的启发与影响。但迁居台湾之后，经历白色恐怖，台先生噤声不言他与鲁迅的文学因缘了。

台静农先生的两本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收短篇小说十四篇）、《建塔者》（1930年，收短篇小说十篇），都属《未名丛刊》，各印了一千五百本。未名社结束时资料显示，两本书共得近七百元，其中一部分取作未名社费用，台先生实际只拿了二百七十六元。这笔账目，生活一向恬淡自足的他，恐怕早不记得了。

1985年《联合文学》获得的四篇“出土”旧作中，《我的邻居》是《地之子》的最后一篇，《人彘》与《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则是收录在《建塔者》中的作品，还有一短篇小说是《白蔷薇——同学某君的自述》。

台教授很客气地说，这些小说不值得重刊，说都是当年编《莽原》《未名半月刊》时写的。因为编杂志的朋友中有写散文、写理论、写诗的，就是没有写小说的人，他便被“编派上场”了。又笑说：“赶出刊，版面还空白着，有的小说一个晚上就赶写出来，写的都是小时候和周围见过的人和事。”

有资料记载：鲁迅在多篇日记和书信中提及收到台静农稿件，在信中亦曾对他说“兄如作小说，甚好”，鼓励他创作。

年轻编杂志的时期，台先生积极创作小说，他的小说涵富人道精神，对人性、社会有犀利的批判，但更多的是悲悯的情怀。1930年，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收入鲁迅《二心集》）一文中，提到那两年虽没有极出色的创作，但据他所见印成本子的还是有优秀之作，台静农的《地之子》就是举例的优秀书作之一。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录台静农四篇小说《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收录篇数与他自己的小说相等，是入选作品最多的作者。该书导言评论台静农小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台先生的小说真是名副其实的“短篇小说”，短小精炼，不超过三千字，不像现在的短篇小说一写就是万把字。

当我向台先生请教短篇小说长度这个问题时，他颇有感慨地说：“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都很短，但令人回味不已，鲁迅的短篇小说也很短。并不是说小说写短就不讲究，那时我们写小说很讲究小说技巧的，我们觉得写意象，应该是三言两语交代清楚，而不是一大堆文字的堆砌铺张。”他思考了一下接着说：“也许现在的小说，受了各种主义的影响，做各种实验，就变长了吧！”

出版了两本小说集，《未名半月刊》停刊之后，台静农教授便不再写作小说，是什么原因？

台先生坦率地说：“后来我去教书，教书是要备书的，还要改卷子，完全没时间写。一教书就教到现在，所以什么小说都没法写。”因此，台先生的著作便转向文史方面，当他八十大寿时，学生们特别为他编辑了一本论文集《静农论文集》作为纪念。1985年，另外又编印出版了他的书艺集《静农书艺集》。

向台静农先生求字约稿

台静农先生的住家是位于台北市龙坡九里的台大宿舍，一幢日本式的木造瓦房，台先生于1946年搬进来，当时给书斋起名“歇脚庵”。每次在台先生的“歇脚庵”，真的就是歇下脚来的轻松。

与台先生讨论出版文学杂志、文学书籍，台先生表示，一向看这类文字的人就不多，但是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回忆当年他们一群朋友组织未名社出版书，虽然一本书也就销个千来本，但是连云南都来批书呢！他回忆云南的经销商把书款结了之后，因当时币制紊乱，他们便以物易物。第一次把寄来的“钱”拆开来一看：嗬！是把退书中间挖洞塞进“云土”（鸦片），看得大家一惊。一则佩服寄者的聪明，以此法不被查获；二则“云土”是不能买卖的，顿时头痛。后来书商改寄云南火腿，大伙儿可乐了，不时有鲜美的火腿可吃，十分开心。他讲，从前办杂志、出书完全是兴趣、理想，与现在非得考虑销售数字、读者阅读倾向，大有差别。

台先生在吞云吐雾香烟袅袅中，缭绕出鸦片的记忆，别有趣味。

台先生自成一家的书法，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墨宝。好几次我受作家之托前去求字，也替《联合报》副刊要过一块题匾，他总是爽快地有求有应。我心中感激，知他疼惜我工作、约稿不易，替我搭关系呢！替其他作家求字，我倒从没为自己求过任何一幅字。有一回为出台先生专辑我向他借字，他特意写了一幅交我，温煦地说道：“制版后不必还我，你就留下做个纪念。”因此我有幸拥有了台先生的墨迹，仔细珍藏。但是，作为文学编辑，我最最渴望的是得到他的文章。每次坐在“歇脚庵”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提，就是不敢开口要文章，生怕把单纯探看他、尊敬他、喜欢他的意思给扭曲了。

直到1987年9月筹划《联合文学》十二月号第三十八期——我结束编辑生涯、主持杂志编务的最后一期，实在不愿自己编的杂志里出现不曾刊载台先生文章的遗憾。不敢去拜访亲口相求，踌躇许久，终于决定提笔，诚惶诚恐地写了封约稿信寄给他。没料到他收信后立刻拨来电话：“彦明，可以的，你一定有。”我吃了一惊，恍若梦中，那种欣喜若狂可想而知。

约定取稿的日子，台先生得到一束艳丽明媚的褐红色大理花，我得到朝思暮想的文章《始经丧乱》。他歉歉然说，眼睛不好不能写小字，字都写到格子外了。我紧握稿件，这是我最珍贵的手稿。

文章里，台先生写下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暑假搭胶济路火车到济南，然后到北平访友的一段旧事。岂料抵达北平后第四天发生“七七事变”，1937年7月30日日军宣布占领北平。8月初，他离开北平，受友人请托，决定为抗日战争北大将来问题，先赴南京向胡适之请示，再去芜湖与家人相聚。因天津到南京火车已断，他转经烟台、潍县、济南才到南京面见胡适。文章叙述抗日战争里“国破山河在”，他亲身经丧乱的开始。文章读来沉重痛心，是台先生生平具重要史料价值的一段自传。

1990年，我从欧洲回台湾，得知台先生病卧台大医院，立刻奔去探望。他虚弱地躺在床上，无法言语，却一直带着贯有的温暖笑容。我说：“台先生，告诉您个好消息，我这次再回到欧洲要结婚了。唐效是成都人，物理博士，但这些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对我非常好。”台先生边听边欢喜点头，待我说完，他竟像个孩子般开心地拍起手来，把在旁边帮忙照顾的家人和我都惹笑了。我知道，台先生对我浪迹在外能有好的归宿，除了欢喜更有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