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阅《张仲实文集》，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茅盾写给张仲实的一封佚信，是关于杜重远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后，其遗孀侯御之的生活困难问题。信如下：

仲实兄，多日未晤为念。昨日接杜重远夫人来信，殷殷询及吾兄，杜夫人自己病了，孩子经常有病，其中一个是肺病，处境甚窘。来信是要我们为她设法，原信已送沈衡老及胡愈之兄，望向他们索阅。杜夫人极想和她的大弟侯健存大夫（曾住延安，任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现在北京医院）一见，想请侯大夫到上海去一次。此事兄能帮忙否？匆上即颂

日祈

弟沈雁冰  五月十六日

（先请兄告侯大夫以杜夫人现状，她病了心境很坏）

张仲实（1903—1987），陕西省陇县人。两岁母亲去世，由伯母抚养长大。留学苏联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回国后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

由这封信的内容，引出了上世纪30年代茅盾和张仲实在新疆生死与共的一段日子。

一

抗战开始后，茅盾在香港为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1938年下半年，已编至第二卷第五期。由于时处战争环境，《文艺阵地》发行量不多，且需秘密寄至上海印刷，这段日子成为茅盾编辑生涯里最为艰难的时期。同时因当时香港物价水平颇高，茅盾一家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听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对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宣传，并闻知中共有人在新疆帮助工作，茅盾产生了去新疆工作的念头。接到杜重远发来的新疆学院任教邀请书后，茅盾当即把《文艺阵地》交给楼适夷编辑，于1938年底率全家奔赴新疆。

茅盾是从香港出发，经海防、河内、昆明、成都到兰州的。时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也接到了杜重远的邀请，两家人便在兰州结伴同行。赴疆前，张仲实曾到中共重庆办事处向留苏同学博古征求意见，博古认为：“可以去。毛泽民在那里，你有事可找他。”张仲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生活书店在新疆开辟一个新天地。

杜重远邀请茅盾与张仲实赴疆，虽经督办盛世才同意，但盛生性多疑，他一方面表示欢迎共产党派人赴疆帮助工作，另一方面又控制进步人士到疆。茅盾等人到兰州后，牢牢控制进出新疆交通工具的盛世才竟让他们等了40多天！

1939年3月11日下午，茅盾和张仲实等人经飞机、汽车的长途奔波，终于到达新疆迪化（乌鲁木齐），盛世才特地郊迎30里。茅盾记得：

前方尘烟起处，一前一后钻出两辆卡车，卡车之间是两辆小卧车，迎着我们驰来……两辆卡车上整齐地站着全副武装的卫队，在驾驶室的上面各架着一挺机关枪，枪口威严地瞄准前方。我暗想：这排场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是怕遭到暗算？正想着，前面一辆卡车突然离开公路驶向右侧，后面一辆卡车驶向公路左侧，形成两翼，于是两辆小卧车就在两翼保护之下，驶到我们的面前。我不禁悄悄对站在我身边的仲实说：看来情况不太妙啊！这时前面一辆小卧车内钻出一个军人，将校呢的军服外面披了一件黑斗篷，中等身材，浓眉，方脸，留着口髭。后面一辆车，下来的是杜重远……向我们介绍道：这位就是盛督办。

这就是茅盾和张仲实进疆第一次见到盛世才时，茅盾的感受和想法。

茅盾和张仲实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欢迎。抵达迪化的第二天晚上，盛世才举行盛大的欢迎晚宴，把大作家茅盾和大学者张仲实介绍给新疆的厅长们，气氛热烈。宴会上，茅盾见到了毛泽民、孟一鸣等中共人士。毛泽民虽是茅盾在武汉时期的老朋友，但在此场合，两人只是“紧紧地握了手”。

宴会后，盛世才把茅盾奉为贵宾，在迪化南梁为茅盾全家4人安排一个大院子，住上五间一排的洋式平房，还配备了4个服务员：厨师、勤务员、专门挑水的“清洁兵”，马车夫，日常生活全部是“供给制”。同时还指定其副官卢毓麟作为茅盾工作上的“副秘书长”，协助工作。这可谓茅盾一生中生活待遇最高的一次。

张仲实则被安排在距茅盾住所二三里处。

工作方面，茅盾和张仲实分别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和政治经济系主任。盛世才还专门成立了新疆文化协会，请茅盾任委员长，张仲实任副委员长。因此，两人感觉，可以为新疆人民的文化事业大干一番了！

二

待一切安排停当后，茅盾专门拜访新疆教育厅长孟一鸣（徐梦秋）。孟是茅盾弟弟沈泽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也是盛世才请来的共产党员。孟一鸣介绍了新疆的形势，并分析盛世才的个性，认为盛多疑、忌贤，有边疆“土皇帝”的特性。在迪化，厅长之间也不能多来往。

盛世才，辽宁开原县人。早年仕途坎坷，为人阴鸷，极有心机，权力欲极强，极擅伪装自己。当上新疆督办以后，他提出“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平”的六大政策，在公署书柜里也放满马列主义的书，给外界一个进步的形象。

茅盾和张仲实尽心竭力在新疆学院讲课和开展各种活动，丰富学生文化生活。岂料，立刻有人从背后放冷箭了，说茅盾张仲实是在“出风头”。茅盾和张仲实感觉，自己可能已陷入危险之中。孟一鸣建议他们：“多观察，少说话，多做事，少出风头。”

1939年8月，暑假，满腔热情的杜重远亲自组织新疆学院学生120人，自任团长，张仲实为副团长，浩浩荡荡去北疆社会调查，宣传抗日。茅盾因盛世才邀约陪同外宾而未能成行。

在北疆，学生们和杜重远、张仲实受到地方官员的热烈欢迎。伊犁行政长官姚雄郊迎10里全程陪同。当杜重远、张仲实回到迪化后，各种流言蜚语迅速传开。于是，杜重远被疑为拉拢党羽，曾与盛世才出生入死的姚雄则被视为和杜重远勾结。虽为盛世才同乡且为新疆文化教育事业做了不少贡献的杜重远，在盛世才那儿已是谤书盈箧。一场罗织“杜重远阴谋暴动案”的冤案也由此拉开序幕。

张仲实从伊犁回来后，写了上万字的《伊犁行记》，详细记录了北疆之行。从中可看出，盛世才的怀疑毫无根据。无论是杜重远还是张仲实，在伊犁的演讲，都是满腔热情实实在在地动员民众为新疆的发展服务，为宣传抗日而呼吁。此后，姚雄这位与盛世才同生共死的新疆地方官，被盛世才作为杜重远阴谋暴动案的要犯杀害。

1939年10月，从北疆回来不久，杜重远遭盛世才软禁。紧接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秘密逮捕，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形势骤趋紧张。艺术家赵丹等人到迪化后，常有陌生人来打探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在新疆官场，谁与谁联系多了，说话多了，谁到谁那里去了，都会有人打探后向盛世才报告。

张仲实自北疆回来就提心吊胆，他与茅盾十分紧迫地感到：此地不是久留之地！

茅盾后来回忆：当时，“我和张仲实感到形势越来越险恶了。我们和孟一鸣商量如何离开新疆。他要我们慢慢来，据他分析，我们二人名声大，平时言行谨慎，盛世才还不至于对我们下手。要我们等待时机，不宜贸然提出辞职。”

三

1940年元旦后不久，茅盾和张仲实又与孟一鸣商量如何离开新疆。孟一鸣分析，盛世才对雁冰兄没有怀疑，但对仲实兄恐怕有些疑心。他多次问我，仲实是怎么去苏联的，回国多久了，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只好回答他，我不清楚。

张仲实听后，非常紧张又有点激动，欲与盛世才说清楚。孟一鸣劝说，盛世才既已怀疑你，解释也没有用，反而会增加他的怀疑。估计一时不会对你动手。

茅盾晚年在回忆录曾说到张仲实的危险：

那一段时间，仲实很烦闷，又很寂寞，就常到我家中来坐坐。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仲实在我家闲谈，谈到杜重远最近再次要求回内地治病又遭盛世才借口没有交通工具而拒绝，感到杜的前途十分危险。正谈着，仲实突然接到通知，说盛世才要他马上去督办公署。这是很反常的，因为往常盛世才没有单独召见过仲实，都是我们两人同去的。而盛盛世才又常以谈话为名拘捕人犯。仲实敏感地说：恐怕要出事了！我与德沚也感到事态不寻常，德沚甚至急得要哭，但又无能为力，只能握手互嘱“保重”。仲实一去三个钟头，我和德沚就在电话旁枯坐三个小时。直等到暮色降临，仲实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大衣未脱，我们就喜出望外地围上去问究竟。仲实摇摇头说：“唉呀呀，这几个小时就像闯过了鬼门关！”原来仲实到了督办公署，并未见到盛世才，也未被引到盛通常会客的西花厅，却被副官带到了一间厢房，说督办请您等一等。这一等就等了两个多小时。“你们可以想见，这两个多小时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最后，盛世才终于来了，手中拿着一份材料，说要仲实修改一下，并为仲实的久候表示歉意。说完，他又走了。仲实一看，这是一份极普通的材料，用十几分钟就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请副官送交盛世才。一会儿副官回来说，请张先生回去吧。仲实说，事情很明白，他要我修改材料，完全是借口，因为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份材料让我等两个小时，他可以把材料送到我家。猜想起来，他本想把我抓起来，所以把我带到了厢房，后来又犹豫了，反复权衡了两个小时，才借口让我修改材料，把我放了。仲实的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盛世才为什么要抓他呢？使人难以捉摸。仲实早年在苏联留学，参加过共产党，回国后因故脱党，这些不能作为抓他的理由，除非因为仲实与杜重远的关系比较密切。

当时，新疆官场有“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盛督办请谈话”的说法，“请谈话”是盛世才惯用的捕人手法。所以茅盾和张仲实又急忙找孟一鸣，希望中共党组织能帮助他们离开险境。孟告诉张仲实，万一盛世才真的把你抓起来，就说你是共产党员，只不过不是经延安派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你要出来，送你去延安。至于沈先生，估计现在盛世才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一时还不会动手，万一有情况，再商量想办法。孟一鸣还说，这些意见，是中共在新疆的毛泽民、陈潭秋和他商量过的。

四

正当张仲实身处危险却难于脱身之时，突然收到其伯母去世的噩耗电报。悲痛莫名的张仲实赶快和孟一鸣商量，决定利用盛世才常以孝道教人的特点，请假回老家去安葬从小亲如母亲的伯母，以尽孝道。果然，盛世才马上同意了，说有了便机就可以走。然而，等了一星期，说没有飞机；等了一个月，仍是没有飞机。当时他们天天看着飞机在迪化上空飞过，怎会没有便机？这让本来充满期待的张仲实又掉入揪心和焦虑之中。

4月20日，茅盾突然收到二叔沈仲襄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云“大嫂已于17日在乌镇病故，丧事已毕。”得知至亲至爱的母亲去世，茅盾捶胸顿足痛哭不已。忽然，茅盾想起，何不向盛世才请假回老家乌镇奔丧？于是立刻拿起电话，向盛世才报告母亲在乌镇老家去世，丧事虽已办理但还有些后事需回乌镇料理。同时自己想在迪化遥祭母亲，一会儿写个讣告，送督办过目等等。盛世才同意了。于是茅盾一方面开始准备祭奠母亲，另一方面悄悄地做离开新疆的准备，但给外界的印象是去料理一下就回来。这样，茅盾和张仲实一样，开始等待离开新疆的飞机。

盛世才虽同意茅盾回内地，但一直推托没有飞机，迟迟不放茅盾和张仲实。

焦虑异常的茅盾和张仲实再找孟一鸣商量。孟一鸣告诉茅盾，此次祭奠母亲的声势搞得不错，有利于你们离开。但盛世才知道你们回去后，不会再回来。至于有无飞机，孟一鸣建议私下找苏联总领事。后来，在苏联总领事的策划下，十多天后，茅盾和张仲实终于可离开新疆迪化这个度日如年的地方了！

就在茅盾5月5日离开新疆的前夜，盛世才给茅盾打电话，以关心的口吻问茅盾，儿子是不是可以不回内地？这明显是想扣留茅盾儿子做人质！吓出一身冷汗的茅盾连忙说，儿子身体不好，这次回去正好给他治病。盛世才听后想了想说：“好吧，明天我来送沈先生张先生。”

第二天上午，盛世才来了，同样荷枪实弹，两辆卡车上架着机关枪，护卫着盛世才的小汽车，派头和迎接茅盾他们到迪化时一样。不过此时的新疆早已不是来时的新疆。茅盾、张仲实心照不宣，和督办盛世才握手寒暄中告别迪化。

茅盾在回忆录中记录当时的心情：

九时，飞机离开跑道冲向了蓝天，我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一阵难以描述的轻松感充溢了全身！是啊，应该让我绷紧的神经松弛松弛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

途中，飞机在哈密过夜。据说当天晚上，盛世才打了三个电话给哈密当局刘西屏，第一个电话是让刘在哈密扣留茅盾和张仲实。过了半个小时，盛又打第二个电话，说先不要动手，让他再考虑考虑。到后半夜三点，盛世才又来第三个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幸好刘西屏是中共人士，怕盛世才再反复，所以一早就把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送到哈密机场，以免夜长梦多。

茅盾和张仲实在1939年3月11日到新疆，1940年5月5日逃离盛世才的魔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张仲实没有忘记新疆那段度日如年的岁月，也没有忘记惨死于新疆盛世才手下的老友杜重远先生。当茅盾接到杜重远夫人侯御之的求助信后，曾和张仲实、沈钧儒、胡愈之两次相聚，商量如何建立“杜重远基金会”，救济杜重远遗孀侯御之一家的生活。（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文：钟桂松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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