郏宗培走了。我习惯称他小郏。我素来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与文学界同仁，与出版同行，工作关系很好的不少，有私交的则不多，小郏算“不多”中的一个。

彼此信任，互不设防，大约是友谊自然发展起来的基础。1982年，我从华东师大毕业，颇多周折，才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小说编辑。我是新来者，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自然小心翼翼埋头工作。那时，小郏已在出版社做了多年编辑，他是热心人，觉得做编辑，不能像我一脸的书呆子气，他积极帮我开拓眼界，给我介绍一些组稿的经验，包括认识若干知名作家。我当然十分感激。谁都知道，作者是编辑最重要的资源，资源是需要保护的，哪能轻易拱手交出？小郏不那么想，一则他对自己的活动能力充分自信，不担心资源的绵绵不断；二则，他向来乐于帮助别人，这正是他在文学圈人脉广泛的原因。记得，我最早去北京组稿，就是他介绍了一些作者给我，使我不至于两手空空而回。

那时，出版刚刚被推向市场，像《小说界》这样的纯文学杂志，生存压力甚大。小郏活动能力强，承担着为杂志筹款的责任。记得，当时杂志要搞文学评奖，奖励作家的好稿，小郏的办法，是筹办大型文艺活动，吸收企业的广告，刨去各种费用和税收，多出来的一块，作为作品奖金。他要我也去见识见识。我哪里干得了那种风风火火的活，常是傻站在一旁看，见他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他一个心眼要为杂志多挣点钱。他说，作家稿费太低，看见他们都难为情，有评奖，给好稿子发点奖金，多少弥补。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得过《小说界》奖的作家很多，比方说后来因为《白鹿原》而名扬天下的陈忠实，他第一部中篇小说就得过《小说界》的奖。很多年以后，在北京开会，陈忠实见到我，还提起当时获奖的激动，对他坚持小说创作是重要激励。编辑部里的同事们都清楚，没有小郏的辛苦奔波，这个奖的奖金来源，会成难题。

我和小郏的私交，就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我们都有点书生味道，是朋友，但不习惯吃饭喝酒之类的来往。谁有困难，能帮的就帮一把。比方说，二三十年前，我的外甥作为知青子女回沪，要考个中学。我没有这样的社交能力。小郏热心地张罗，让他去报考自己的母校，结果顺利考进。我姐姐一直记得小郏在他们困难时的帮助，她对小郏的去世，十分难过，所以我要在纪念文章中写进这件小事。小郏有啥不便对外说的私事，个人难题，也会对我讲，比如儿子的教育问题。他结婚比我晚，孩子自然生得晚，哪个爸爸没有孩子教育上的烦心事？我比他早当爸爸，就可以用过来人的身份，给他出点主意。几十年前，他动手术前，我去看他，他说到儿子还小，不无伤感；我劝他，吉人自有天相，没事的，请他宽心。去年秋天，他再次病重时，我去医院，他说到儿子现在工作不错，一脸欣慰，我也为他高兴。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在不像为一个知名出版人写的纪念文字。我对赵丽宏说，我与小郏太熟，交往了三四十年，简直无从写起，所以落笔就是七拉八扯。末了，我想写一件很难忘却的重要事情。

1989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担任了四年社长。本来，社里发展得还算顺当，那一年，有一本涉及民族问题的出版物捅了大漏子，全社上下人心不稳，跑到社会上去向作者组稿，也底气不足，有灰头土脸的感觉。小郏十分着急，几次到社长室来，建议我们要做点振奋人心、恢复士气的动作。我当然赞赏这种想法。不过，具体做什么，是很费脑筋的事情。后来，确实通过组织几次与出版相关的大活动，让上海文艺出版社较快活跃起来。其中的一件大事，记得是小郏首先建议，并且具体积极推进的，那就是在淀山湖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会议。小郏他们提议之后，我和总编辑江曾培均举双手赞成。那次会议，几乎网罗了彼时一线的主要作家，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是很大的推动，对上海文艺出版社走出困境，作用当然也是巨大的。淀山湖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一页，小郏功不可没。

郏宗培去世，文学界出版界的朋友们，写了许多深情的纪念文字。我的这些补充，是一位朋友的唠叨，因为伤感而显得杂乱无章的唠叨。

文： 孙颙（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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