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易斯安那采棉花。此图绘于1853年，描绘的是黑人男女拼命摘棉花的情景。图中男子戴着新英格兰制造的帕尔梅托帽（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March 1854, p. 456. ）。

自南北战争以来，木兰就成了种植园的标志。提到对奴隶制的认识，大众通常认为种植园是让一切事物一成不变的地方。电影、小说、旅游、《南方生活》（Southern Living）杂志中的介绍，甚至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都这样描述。

从1790年开始，白人就向南方的新边疆输送奴隶，到1820年，奴隶的数量已超过20万人。这种强制性迁移，促进了人均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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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高中历史的同学都知道，棉花生产史上最为有名的创新就是轧棉机，它使奴隶主尽可能多地为市场提供棉花纤维。对于多数史学家而言，轧棉机的发明标志着对棉花生产创新研究的终结。直到20世纪30年代发明了采棉机，分成制结束，这种观点才有所改变。但是，史学家应该这样问：奴隶主有了轧棉机后，怎样才能产出（或者说让自己的奴隶产出）足够轧棉机处理的棉花数量？因为一旦轧棉机解决了棉花加工的瓶颈，生产和扩张方面的其他限制也需要被打破，如缺少既廉价又肥沃的土地，产棉边疆地区缺少劳动力。所以，奴隶主当中的将领们掠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奴隶主政客说服国会扩大了奴隶制的范围，奴隶主企业家则创新融资和运输方法，以实现“人手”商品化。由于奴隶主们手中的奴隶数量有限，他们发明了一套复杂的劳动力管理方法，奴隶们称之为“压迫系统”（the pushing system）。

该系统增加了每个奴隶耕作土地的面积。1805年，像汉普顿那样的奴隶主估计，每个“人手”一年能耕作5公顷的棉花，并负责除草。50年后，这个标准提高到10公顷。查尔斯·鲍尔初次劳作，就见识了这个压迫系统的手段之一：监工通常选择像西蒙那样的队长来“打头阵”，从而把握劳动节奏。

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个压迫系统，但是，鲍尔于1805年到康加里的时候，该系统便已经存在。约翰尼·科顿希德等奴隶主又将它带到了西部和南部。一个奴隶主这样描写新来的邻居：“在雷德河边你能看到北卡罗来纳人、南卡罗来纳人和佐治亚人围着一个弗吉尼亚人，这些来自烟草和水稻种植地区的新手正向同伴学习，请教如何让每个人手竭尽所能地耕作最多的土地。”初夏，移民企业家们在镇上的街角闲谈时，第一句话就问：“你的棉花长势如何？”因此，一位移民种植园主写道：“任何新的能提高产量的耕作方式，都会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呈燎原之势，迅速传播开来”，直到让每个奴隶都能耕作10公顷棉花地。

奴隶主互相分享创新，因为世界棉花市场是经济学家口中自由竞争的一个例证。实际上，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正是将这个例证作为原型，发现了著名的供求曲线理论。由于市场过于庞大，因此没有哪个棉花产商能控制哪怕百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这也意味着生产商没有理由私藏从邻居那里获取的榨取劳工的新手段，因为邻居家产量的增长，不会明显地影响到创新者获得的价格。奴隶主对学习邻居压制奴隶反抗的经验也很有兴趣。所以，种植园主—企业家乐于分享自己管控劳工的创新方式。一个奴隶主写道，“交流经验是奴隶主这个群体的黏合剂”，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不仅因为对他人的责任，还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扩大和维护这个有用的交流系统”。

实际上，暴力的创新是广泛共享的压迫系统的基础。在地里劳作的移民奴隶很快就明白，如果落后或者抵抗，将会有什么后果。在密西西比州，艾伦·茜德尼目睹了这样一幕：一个男子落在前排队伍之后，黑人工头试图用“一顿鞭打”让他跟上进度，而他进行了反抗。骑在马上的白人监工扔下他的雨伞，疾驰而来，大喊：“将他拿下。”

监工掏出手枪，打死了那个反抗的奴隶。茜德尼回忆说：“没有一个奴隶说话，也没有人转过头去看。他们继续干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已经认识到，必须适应压迫，否则就要面对不可预测但极有可能发生的极端暴力。奴隶主精心掌控着劳动的场面，从而使暴力的监工能尽收眼底，榨取奴隶最大限度的劳动。19世纪20年代，一位田纳西州的棉花种植园主写道：“我们大部分的棉花地一垄的长度是550码。”他设置好间距，以便能清楚地看到落伍的奴工，同时还得确保执行处罚时，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以此杀鸡儆猴。

尽管每一垄地都很长，西蒙的速度让人跟着费劲，但鲍尔终于在早上7点钟得以暂时休息，他们停下来吃了一顿冷玉米面包做的早餐。鲍尔和西蒙寒暄了几句，又各自回到相邻的田垄中去。队长意识到，鲍尔是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壮劳力，能不太费力地跟上节奏。两人又开始埋头工作，锄头有节奏地挥动着，汗水顺着胳膊和后背流淌下来。监工把握着时间，每隔一小时，就让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走到一辆装满水桶的马车前喝一勺水。

中午，康加里的奴工们又匆忙地吃了一餐：还是玉米面包，比早餐量大一些，外加一点盐以及每人一个的萝卜。鲍尔也渐渐明白了，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力，压迫系统还有别的方法，比如，他们在白天要无休止地劳动，为奴隶主赚钱。锄完一垄地，西蒙悄悄告诉鲍尔要尽可能保持体力，因为他们得工作到晚上，直到天黑得分不清杂草和棉株为止。奴隶们没有回去做晚饭的时间。事实上，监工已派一位老妇人留在住处，给每个人烤了晚餐食用的玉米饼。同样的，30年后，亨利·比布被运送到路易斯安那雷德河上的一个奴工营时，他的新主人要求他们在天亮前的两小时饱餐一顿，从起床到天黑，他们只有一次休息。

若鲍尔干得比西蒙快一些，他就直起腰来，擦擦劳作了一下午流的汗水，再看看他身后的那些人。这时，他能发现这个压迫系统的另外两个因素，正是这两个因素让韦德·汉普顿这样的企业家能种植和加工越来越多的棉花。第一，住在韦德·汉普顿奴工营里的男女老少都要去地里干活。第二，他们都干着一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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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见过并经历过东南和西南地区酷刑的人，普遍认为西南地区种植园的情况更糟。威廉·霍尔曾经做过奴隶，他还记得自己被带到密西西比后，“看到过东南部许多种棉花和被折磨的奴隶，他们饱受摧残，折磨他们的是使鞭子的老手”。“奴隶主一旦发现生财之道，便会紧逼奴隶干活。”当时白人的一些记录也反映了西南地区加强奴隶制度的方式。威廉·贝利是一位小棉花种植园主，他保存的一张横格便笺上，记载了种棉边疆地区奴隶所唱的奇怪歌词：“啊，白人们啊，我翻山越岭，走过数不清的路程。”这可能是贝利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歌词并记录了下来，也许是他自己模仿“黑人歌曲”写出来的。不管怎样，从歌词中可以看出，用鞭子的和挨鞭子的人都知道鞭子的作用。“哦，我离开旧种植园的人，来到此地接受新的教育。”这位“歌手”如何界定这里的“教育”，从下面的歌词中可见一斑：“第一天我便尝到了鞭打的滋味；那是在和同伴一起摘棉花的时候；打得我跳了起来，疼得我直发抖；我的眼珠瞪得像铃铛。”

从西南地区酷刑折磨中活下来的人说，他们的经历是如此悲惨，以致之前所经受的任何鞭打都显得无足轻重。欧卡·图比是一个混血男孩，有着非洲血统和印第安乔克托族血统，曾在纳奇兹做奴隶。他还记得第一次遭受南方人所说的“监工的皮鞭”时的情景。挨了如同刀割的几鞭后，图比试图站起来，但是随后便昏倒过去。醒来之后就吐，监工还在不停地鞭打。他又晕了过去。

在鞭笞之下，挨打的人语不成句，思维短路。他们疼得抽搐、发抖，说话含糊不清，身体不受自己控制。提起鞭打奴隶，白人奴隶主却对监工给奴隶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奴隶主说，尽管鞭子会抽破奴隶们的皮肉，留下一道道很深的伤口，挨打的人会“战栗”或“抽搐”，但鞭子并没有把他们打残。对于鞭打的目的，白人毫不隐晦：这种维护支配权力的方式 “具有教育意义”，从而让奴隶放弃反抗压迫，不再抱有成功的希望。

19世纪60年代，蒙哥马利附近的采棉者。接近岁末时的棉花逐渐变得稀疏(国会图书馆)。

1790—1860年间，这些关键的创新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棉花产量。他们的做法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这可以从许多方面计算出来。我们可以计算那些在更严酷的种植园劳动感染了疟疾的人，或那些因为吃不饱、劳动强度过大，英年早逝的人，他们的身体被拖垮了。新奴隶劳工营的婴儿死亡率极高，有1/4的婴儿活不过1岁，其死亡率是现今海地的5倍，与19世纪西非或加勒比疟疾高发地带的死亡率持平。每次大规模的强制迁移都会导致黑人群体的平均寿命缩短，而不仅是婴儿的平均寿命。

奴隶主想的、说的、写的，都是人手与棉花之间的等式，而且总是得出同样的答案：财富。一位访问者报告说，根据佛罗里达的计算，“奴隶平均每人摘5—6包棉花,每包重400磅，如果每磅15（美分），则5包是300美元，6包就是360美元；如果每磅10美分，5包是200美元，6包是240美元。”克莱门特·詹姆斯看着密西西比亚祖河地区的土地说：“我可以从每个劳工身上赚近250美元。”

一个来自卡罗来纳的妇女写道，在亚拉巴马州，“许多人都能亲眼见证，平均能在每个劳工身上净赚400—600美元”。

赚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多的奴隶，收获更多的棉花，这意味着赚更多的钱。密西西比的农场主斯塔克斯让一个奴隶贩子“第一时间”给他送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说：“这一季我已经买了5个这样的黑人了。上一季我们获得了大丰收。我现在共种植了130英亩棉花，可能没办法付现款买这个奴隶，不过到时候一定能赚到钱。”

——本文摘自“好望角”书系之《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作者：[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作者：爱德华·巴普蒂斯特
编辑制作：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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