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近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五大重点任务。

周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深刻把握国家经济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突出问题的有力举措。经过近一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与持续攻坚，政策组合的效果不断积累，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不断落地生效，市场供求有所改善，“三去一降一补”成效不断显现，新动能加快成长。成绩固然可喜，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切实把两者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重要。

结构性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科学判断。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明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策略与战略、手段与目的、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才能真正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强调从供给侧着眼，以结构性问题入手，消除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素，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深化改革的举措清除机制和体制障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挖掘传统增长的潜力和空间，推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近期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最终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而且短期与长期是内在统一的，而不是断然割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首先，中国当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不是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而西方供给经济学往往把经济活动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断然割裂，主张市场自动调节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其政策主张从纠正凯恩斯经济学的重需求管理滑向只重供给管理，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结果放任金融风险累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扩大。其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有机结合，不是只注重市场作用而忽视政府作用。

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框架下深刻领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本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归结起来，就是要使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各方面需求，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政府更高的战略管理功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性和系统性结构问题，更加重视供给侧的调控和生产结构的优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生产过程的结构优化，促进和改善生产与需求的灵活对接，使生产的主体(企业)、生产的业态(产业结构)、生产的动能(要素利用方式)等在改革中不断优化，从而形成有效供给和长期增长。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了政府从战略上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职能，使得政府职能从推动经济发展、熨平短期波动的功能基础上上升为干预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管理功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将着重发挥好这种战略管理功能，一旦完成这场战略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预示着中国经济由此将跨越上新的历史性台阶。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经济主体对市场调节的手段越来越缺乏灵敏度，放任市场化必然使得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必须充分考虑运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调节市场，充分重视政府在市场调控中的作用，以确保有力、有度、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短期，面对市场失灵带来的供求失衡问题，用政府适度干预对冲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在近期，通过启动供给侧调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整体规划积极稳妥处置去产能、去库存；在中期，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推动机制体制创新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逻辑在于让市场运行更顺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市场取向的综合创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学、市场更有效、企业更有活力，从而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一是政府作用具有稳定功能。政府可以用宏观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推动发展，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政府作用在于增强结构性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更好地统筹处理好创新突破与风险化解、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以及发展与改革的关系。二是政府作用具有导向功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补短板、强基础、增后劲。将经济发展方向始终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密切挂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绿色发展，推动经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三是政府作用具有托底功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面临许多新的障碍和困难，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政府作用在于为调结构、促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更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需要的托底和基本保障。

“有形的手”的五个着力点

首先，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有观点认为，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发挥不够、国家干预过多的结果。这是一种错误判断。从根本上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恰恰是市场失序的结果。因此，解决产能过剩、库存高企问题，需要突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迷信，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对市场与政府的认知，既不能回归计划经济老路，也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化，而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与政府的协作新路。

第二，在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产业升级不是简单的新产业替代旧产业，它需要一个演进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调结构，是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统一，强调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位一体。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注重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完全市场化不但不能彻底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会使结构问题更突出。政府要通过投资引领和国企导向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并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为此，在结构调整中，一是国家可以通过设立战略基金，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人才储备；二是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基础理论创新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实现联动效应，从而弥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创新短板。

第三，在投资引领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事实上，只要政府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我国的投资潜力还非常大，目前人均资本拥有量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我国不仅存在整体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且还存在着国内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赶超以及全面小康应对的新农村建设。三者叠加，意味着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因此，增加合理有效投资维持未来10到15年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第四，落实共享发展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其中一部分就是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有关。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处理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过剩产能转化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正常需要的民生资产。通过国家行为打造民生资产，可以使民生资产产生的收入定向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从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同时，也可以用国债方式收购剩余产品来实现再一次全民福利，或实行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分配方式，提升国民整体生活水平。

第五，强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现在的产能过剩，更主要的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空间会更大，关键是地方政府需要有长远的大局观念。不考虑长远就是不作为，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要求地方政府对当地长期发展负责，对地方政府责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一盘棋，中央与地方齐心，地方政府要有看齐意识，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形成合力，克服分散用力、各自为政和乱作为的现象。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达地区要有新作为，欠发达地区也要有新作为。”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