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国家一直被认为是性别平等的世界先驱。许多人认为这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福利政策的作用。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国家的许多社会政策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起到了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了玻璃天花板效应，即女性在晋升到高级职位时所面临的障碍。

相比现代各项政策的影响，文化与历史因素在北欧性别平等问题上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性别平等的观念在北欧国家已经盛行了好几个世纪，在维京人的祖先中重视女性权益的文化就已经十分普遍。

以挪威为例，有证据表明，在早期的挪威社会中女性能够继承土地和财产，和配偶共享三分之一的财产，甚至选择离婚。有时她们还能同男性一起参与公共事务。中世纪的法律显示，挪威女性比起现代社会的其他女性拥有更多权益。

北欧的性别平等传统在今天看来尤为明显。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很少有瑞典民众认为男性相比女性更应该拥有工作。

在女性不断进步的时代，北欧国家所尊崇的性别平等文化值得被效仿。但是在支持女性职业发展方面，北欧模式却存在其弊端。理论上来说，长期以来重视性别平等的法律和价值观理应给挪威女性创造出更好的条件以登上职业生涯的巅峰，然而事与愿违，现代的福利国家似乎已经给自己带来玻璃天花板效应了。

北欧福利国家的兴起是一把双刃剑：给女性的职业发展创造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障碍。

首先，公共部门的兴起对于女性来说利弊共存。在瑞典和其他的北欧国家，教育、卫生保健这样的女性为主导的行业主要都是由公共部门供给经费。公共部门在女性进入劳动市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因为许多女性都加入了扩张中的公共部门。然而劳动力的参与只是衡量女性职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另一因素是女性的企业所有权。卫生保健、儿童保育和老年护理方面的政策垄断造成女性为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放慢，导致女性的企业所有权受到损害。

高税收是北欧女性职业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比起男性，女性对税收的反应更为强烈。总的来说，女性需要对家务和儿童保育负更多责任，高税收造成实得薪水下降，这使女性做有偿工作的动力降低了。当女性就业的“机会成本”提高时，她们会选择把这些时间花在其他的家庭事务上。虽然减少个人服务的税收能够使购买家政服务变得更加便捷，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女性加入就业，但这样的针对性减税幅度有限。比起不需要征税的家务活，高税收确实会降低女性参与工作的动力，同时影响她们的职业发展。

此外，北欧的福利体系也影响着女性的工作动力。北欧福利体系旨在鼓励父母参与市场工作，同时从多种形式的公共资金中获益。然而调查显示，北欧国家的带薪与无薪的育婴假、工作津贴以及其他家庭福利都鼓励女性从事兼职而非全职工作，这无疑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能力。过长的育婴假也使得女性更愿意在家中休息，这些都成了女性在职业道路上不断晋升的绊脚石。

几个世纪以来，北欧国家的女性权利都在不依赖于强制性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取得了进步，因此2003年底通过的性别配额法（要求40%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必须是女性）可以看作与传统的割裂。

但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看，性别配额不仅无法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还会起负面效果。性别配额的目的是促使社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立法者希望能够打破玻璃天花板，这样女性就能在职业发展上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但事实是，这些福利只对于那些少数已经站在事业巅峰的女性有效。女性的职业成就通常被一些简单片面的标准所定义，例如公司董事会中的女性百分比。然而这只是狭义上的成功，如果用更全面的角度看问题，就能看到另一幅图景。

北欧的公共部门“垄断”，税收政策，福利和家庭政策以及无效的性别配额的重重压迫造成了现在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在冰岛这样的小福利国家，有更多的女性站在了决策者的位置。而在丹麦这样的庞大的福利国家，情况却相反。这一现状表明了北欧的社会福利政策实际上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

作者：尼玛·桑那达吉（加图研究所）编译：肖夏（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编辑：陆纾文  吴雨伦   制作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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