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几乎所有地方立法项目都会听取政协意见，进一步推进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去年12月30日通过的本市供用电领域首部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供用电条例》　要求，供电企业如果执行停电检修计划，必须对外公告。但去年早些时候，在参与该条例的立法协商时，市政协委员曹艳春发现，条文并未对这类停电公告作出时间限定，“为了便于用户周知，至少该提前一周发布吧”。

最终颁布的《条例》，明确将“至少提前七日公告”作为供电企业的法定义务。这个小小的修改保护了用户，也折射出市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价值和成效。

每件法规草案平均收到30条意见

作为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上海市政协的立法协商正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目前，

市人大、市政府每年的立法项目几乎全部到政协来听取意见。

政协不是立法机关、不是决策机构，但其立法协商已成为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政治协商职能具体化的新亮点。

统计显示，到去年年底，上海共有约130件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草案)　在政协听取意见，仅去年，市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法规规章　(草案)　就有15件，平均每件法规草案能收到委员意见30条，许多内容都得到了采纳或回应。

例如，备受关注的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　在政协听取意见时，杨德钧委员就坚决提出，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处罚不能过轻，否则难以起效。最终出台的　《条例》，的确对违规燃放行为构成了威慑。

在商讨　《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　的意见建议时，江世亮委员建议增加一段描述，以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急救知识技能培训。在该条例公开对外征求意见的草案中，江世亮委员的意图已经得到全面而且充分的反映。

切实提高参与立法协商工作实效

立法协商作为一个新提法，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　《决定》　又对立法协商作了更全面、细致的描述。政协参与地方立法协商，能推动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同时，此举还利于畅通和拓宽各界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拓展政协履行职能的平台。

上海立法协商工作的启动，可以追溯到2009年。2010年，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先后与市政府法制办、市人大内司委、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签署相关合作备忘录，外部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但直到2013年之后，市政协相关工作的名称和界定，才逐渐从“法规　(草案)在政协听取意见”转向“立法协商”。

市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立法协商”的探索完善，与“名称之变”相伴的，还包括几大转变———启动模式从被动到主动，协商项目从零散到整体，协商时间从随机到有计划，协商方式从单一到多样。目前，政协委员可以通过专题调研或座谈、网上或书面递交意见等方式，参与其中。

专家认为，政协拥有比较完备的制度组织框架，渠道“上天入地”，优秀人才汇聚，极具代表性和包容性，因此，参与立法协商有诸多优势。而且，政协位置相对超脱，视野开阔，参与立法协商能从一定程度上克服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法制化倾向。比如去年，当市政府年度规章制定计划在市政协征求意见时，戴叔铭委员就直言，希望能加强统筹协调和合规性审核，防止部门过分强调自身事权和利益。

据了解，在经过“量”的激增后，市政协的立法协商正着力在提高立法质量上下功夫，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制、工作调研机制、沟通联系机制、意见反馈机制，进一步推进立法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切实提高参与立法协商工作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