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报机

 

 

 

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旧址(位于静安区延安西路420弄9号)

 

 

 

外国语学社教室

 

 

 

人民出版社早期出版的部分书籍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原址(本版图片均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本报记者　李婷

 

在浓密的梧桐树后，在上海的里弄中，隐藏着许多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1920年9月，尚处“胚胎期”的我党在新渔阳里6号创建了第一所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大西路福康里9号是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诞生的地方;中共创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位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亭子间……艰难的岁月里，与这些机构相关的一大批仁人志士走上革命之路。“这是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孕育地和早期活动中心的骄傲与荣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说。

 

第一所培养青年干部学校:革命的红色摇篮

 

1920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

 

这份广告说的“本社”，是外国语学社。它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历史似乎特别垂青新渔阳里6号　(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建党前夕许多重要活动在这里举行。比如召开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开办华俄通讯社等。如今，这里还挂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的铭牌。

 

说到外国语学社，不得不提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是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青年团的发源地。陈独秀等人筹备建党时，便考虑到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性。经陈独秀提议，参照苏俄少年共产党的模式，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当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都是秘密活动，党的许多活动以青年团的名义开展。而外国语学社的创办，正是党组织以团的名义，吹响了各地进步青年“集结号”。革命年代里，对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青年来说，统一和凝聚思想成了重要的方式。

 

学社负责人和教员大多有着革命背景。校长是旅俄华侨、俄共　(布)党员杨明斋，秘书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其夫人教俄语，李达教日语，李汉俊教法语，袁振英教英语……学社虽是公开办学，但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推荐。当时，毛泽东、彭璜等在长沙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便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从湖南到上海学习。刘少奇是经水路赶到上海的，报到后，被安排在学员最多的俄文班。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两楼两底一天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是办公室和宿舍，楼下是教室和饭堂。教室里摆着几排课桌和长木凳，一块大黑板挂在粉白的墙上。学员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并在课余积极参加革命实践。

 

这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革命火种的学校。除了教授外语，还组织学生学习　《新青年》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　等书刊。其中陈望道用的课本，就是他所译的　《共产党宣言》。这里经常举行报告会或演讲会，由俞秀松介绍政治形势和团的工作，还邀请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人演讲。学员们生活艰苦，但内心富足。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只有5元6角，有时节衣缩食，5个人分吃4个人的饭菜，用省下的那一份饭钱购书买报。

 

1921年4月，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等选拔，十几名学员登上开往海参崴的货轮，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他选送的学员随后分两批陆续前往。赴俄留学的特殊经历成为这些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他们当中有日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任弼时，有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领袖俞秀松、李启汉、汪寿华，有政治活动家罗亦农、王一飞、任作民等，还有默默为党的事业奉献心血甚至献出生命的革命者。而他们革命道路共同的起点就是上海霞飞路上的那所外国语学社。

 

第一家出版机构:新书藏在柴火堆下

 

上海延安中路绿地，一排有着8个石库门门套的建筑，在绿荫的依傍下显得古朴静谧而又蕴含丰厚。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和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据史料记载，建党之初，我党就十分重视宣传出版工作。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里便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为此，中央局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创建人民出版社，由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担任负责人，刘仁静从旁协助。这一天，《新青年》　杂志第九卷第五号刊载了人民出版社通告，表述了出版宗旨：“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正式宣告成立。

 

人民出版社的办公场所就设在李达家中，即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红砖黛瓦的石库门房屋，天然石料制成的门框中镶嵌着黑漆大木门。推门而入是一小天井，再往里是客厅，二楼的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的亭子间权当编辑部。尽管条件简陋，但由于被一片石库门建筑包围着，前后左右住家的房屋外观大致相仿，这倒为地下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即使是被密探盯梢，在弄堂里三晃两晃也很容易甩掉“尾巴”。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利用石库门房子前门连着后门的特点，亦可迅速撤离。

 

出版社的工作在隐秘中进行着，工作人员除了李达，只请了一个帮工协助包装邮寄等杂务。分发到外埠去的书刊都是通过轮船上的水手及杂务工秘密带出去的。那些未来得及发出去的新书，李达则将它们藏在自家厨房的柴火堆下，以防搜查；倘若不慎被敌人发现，也便于及时烧毁。

 

翻开当年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细心的人会发现其版权页上标明的社址是“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人民出版社明明就在上海，为何要“虚晃一枪”，把社址写作广州呢？　之所以这样做，还是为了避免公共租界当局及北洋政府的检查与破坏。当时的广州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南方革命力量的大本营，如此一来，即便敌人发现人民出版社印行的进步书籍，也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至于“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这个地址，并非杜撰出来，它实际是新青年社迁至广州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新青年社的前身是　《新青年》　杂志编辑部。1921年底，新青年社从上海迁址广州，落户昌兴新街二十六号。李达曾是　《新青年》　的编辑，因此他在考虑如何标明人民出版社的地址问题时，自然想到了新青年社的广州新址。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的新青年社。这一中共创办的首家出版机构虽独立存在仅两年左右，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22年6月，陈独秀在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里特别提到了人民出版社的成绩：总计出版12种，各印3000册。据考证，实际出版近20种，其中不仅有　《工钱劳动与资本》　(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　(即列宁的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　(包括列宁的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和　《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　(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即列宁的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　最早的中译单行本，还有　《共产党宣言》　(重印1920年陈望道译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列宁传》　《李卜克内西纪念》　等重要书籍。

 

最早的地下电台:电线藏入晾衣竿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建立担负着我党情报工作的秘密电台，是最紧张、最有风险的地下工作之一。阁楼上发电报、蛋糕里夹底稿、火柴盒藏密码……　《永不消逝的电波》　曾是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据史料记载，早在1929年，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便在大西路　(今延安西路)　福康里9号一幢石库门房子内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党内的通讯联络工作完全依靠秘密交通往返传递文件、信息，不仅速度慢，而且不安全。为了加强对各地的领导和联系，中央决定建立电台，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立即组织力量筹备这项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无线电设备的控制很严，不仅没有现成的机器，零件也无法配全，甚至连有关的中文参考书籍都难觅踪影，而党内更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一无器材、二无人才，但共产党人没有却步。中央一方面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选派人员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一方面在上海选派李强、张沈川等优秀同志开展此项工作。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在大学是学土木工程的，因此组织上让他去学电台业务并研制机器，对李强来说，一切需要从头学起。他到街上买了美国大学用的有关教材，进行系统的自学，他还到上海的无线电工厂偷着学。在当时博物院路　(今虎丘路)上有一家大华科学仪表公司，李强设法把他们的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学习。李强还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制造电台所需要的零部件和材料，然后躲在赫德路　(今常德路)　的一所房子里，照着　《无线电杂志》　上的线路图样，同张沈川一起，先组装收报机，再组装发报机。

 

张沈川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报务。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老西门蓬莱路有一所“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便用张燕铭的化名去报了名。在无线电学校结业后，张沈川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当了两个月的实习生。

 

反复试验后，李强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收发报机。1929年下半年，在大西路　(今延安西路)　福康里9号一幢石库门房子内，第一座电台秘密建立。最先研发成功的这台收发报机多少有些笨重，灵敏度不高，发射功率只有50瓦。为了隐蔽起见，使用时还得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再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被人察觉的屋脊上。据传，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他们也没声张。即便如此，这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开创了我党运用电台进行远距离通讯的先河。为了促进地下电台的建设，中央先从各地选调了近十名青年党员到上海学习收发报，随后干脆办起了第一所无线电培训班。地址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　四成里的一栋三层小楼里，对外挂“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训练班直属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等。学员是由广东、江苏、湖南等党组织选派来的，一律装扮成工人模样，教员则对外称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尽管作了伪装，但是由于工厂没有对外业务，没有隆隆的机器声，又不进原料，更不出产品，因此秘密训练班开办没多久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0年12月17日，学员在张沈川、曾华伦两个教员指导下，戴着耳机，正在二楼学习收发报，突然，六七个侦探破门而入，将张沈川等人全部抓走。在敌人搜查过程中，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注意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这是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出了问题，这才避免了更多同志被捕。

 

值得敬佩的是，尽管被捕的人员受到严刑拷打，但始终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由于敌人没有掌握任何直接的证据，遂将他们转到南京监狱。1931年4月，国民党军事法庭根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其中17人有期徒刑9年7个月，另外3人有期徒刑6年6个月。

 

训练班被破坏后，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涂作潮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仍继续留在上海分散培训人员，建立地下电台，开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区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

 

相关链接

 

在党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中国革命史上的诸多“第一”产生在上海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1920年夏天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今南昌路100弄2号)　发起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被比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

 

《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由陈望道翻译，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1920年8月在辣斐德路成裕里　(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又新”印刷所出版。

 

全国第一所工人学校

 

1920年秋，李汉俊主持的上海工人半日学校在今安远路62弄开学，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

 

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指挥机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在北成都路19号C(今成都北路899号)　成立。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在望志路106号　(今兴业路76号)　召开，出席代表13人，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部党章

 

1922年7月16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　召开，会议通过了我党第一部党章。

 

第一次提出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