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底到2012年，近28年的出版生涯中，经常有人问起我曾经策划过的畅销图书与重要丛书，《沉浮》《文化苦旅》　《郎平自传》　《荒芜英雄路》　等图书的出炉，形成一个个生动的出版事件。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何尝不是那个历史时期一代出版人整体性体验的感性文本？　读书、编书、写书的生存方式，就是属于我的一种生命方式的修行修为。

柯灵出山帮我主编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散文随笔写作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此时，我策划编辑出版的文化大散文书系正畅销，市场富有热情的反应，促使我再编一套整体反映当代中国一线作家散文随笔创作气象的丛书。为了使这套丛书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还必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编，我们商量请柯灵先生出任主编，但不知他是否同意出山？

1993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天气乍暖还寒，我和肖关鸿相约去上海复兴西路拜访柯灵先生。柯灵有午睡习惯，因此我们在他午睡后到他家。当我们登上他门口的台阶时，柯灵夫人陈老师就给我们开了门。打开大门，想不到柯灵已站在门口迎接，让我们有点诚惶诚恐。作为一个作品等身、富有影响力的文学前辈，柯灵极其朴实慈祥。他招呼我们坐下寒暄几句后，陈老师很快端上红茶和点心请我们享用。看来，柯灵先生还是老派风格，英式下午茶。不知他是否想以这种方式提示我们，文学的品性和品质？　但事实上，我已从英式下午茶过于讲究的形式中，感受到一种生活的态度，看似形式代表性的表现程式，却具体而实在的是一个个美学细节的链接和呈现方式，而文学的基本价值不就是我们对生活美好意义的一种提振吗？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气氛很轻松。尤其是我们谈起媒体和出版方面的事，他很有兴趣听，柯灵早年在上海出版创办和主编过期刊，也参与过出版公司的管理。因此，主要时间是我和关鸿说，他在听。偶尔，柯灵操着带有浙江口音的上海话，讲一些过去文坛的事，他说话语速很慢，听起来很亲切，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家中长辈的这种带有江南口音的上海话。柯灵耳朵不太好，因此，他是常年带着助听器同人交流，所以我们需提高声音，减慢语速。当我们提出想请他担任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　的主编时，他一口答应。其实，柯灵就是散文随笔写作的前辈和高手，他的文字被业界认为是精炼之作，因此，上海烈士陵园的碑文就是出自柯灵之手，字字精炼，不露痕迹。我们顺势提出，请柯灵为这套丛书写总序，他当即答应。想不到，这篇序言竟让柯灵足足写了两周。而且，这段时间柯灵正在闭门为他准备新写的长篇小说做构思，由于我们的突然造访和要求，他就把两周时间先给了我们要的这篇序言。

当我们拿到序言文稿，读着他精致优美的语言和纵横古今的知识阐释时，再一次领略到真正的散文随笔的精妙之处。随后，因为编辑这套丛书的关系，我在那两年就经常去柯灵的家，尤其是享受他的下午茶。令我吃惊的是，柯灵竟然不知道如何打出租车，他年迈时基本不出门，而年轻时，出门也坐公共汽车或走路，这与我们现在很多地位不高、官架子十足的人形成很大反差。当然，柯灵典型的江南文人气派，也成了这套丛书最基本的审美标准，柯灵为此套丛书写的序，也是我们策划丛书依据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尺度，今天读来还依然有警示意义和文学标杆作用。

由于丛书定位明确，我们选定的都是当时已经成名的一线作家，大部分都以小说成名，但近期都对散文随笔创作倾心，而且也都积累了不少散文随笔佳作。我们开始分头约稿，很快就得到了作家们的响应，他们参与的热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也使我们的内心感到踏实，原来我们的出版感觉与作家们的书写感觉是准确对应上了。当时入选的作家有：张承志、韩少功、蒋子龙、张抗抗、刘心武、谌容、张洁、铁凝、范小青、艾云等，个个都是大牌。与他们的合作和交往，在那个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那时，市场经济才起步，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我们的联系基本是书面通信，偶尔打长途电话。书信都是手写的，写得都很认真诚恳、字体端庄，现在看来绝对是奢侈品了。所以，我一直怀念那时文人之间纯粹性交往，尽管各人性格不同，但交往都真诚坦率。相互之间没什么特殊要求，更没有叠加商业或其他条件，信任成为交往的基础，作家和编辑的关系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出《马尔克斯自传》

20世纪走向尾声时，我起心想做一套20世纪文学大师传记丛书，当我对朋友吴洪森说了想法时，竟然不谋而合。我们激动地讨论后，决定先出5本。

首先选定的是　《聂鲁达自传》。《聂鲁达自传》　有部分内容刊登在　《世界文学》　杂志上。吴洪森看到后推荐我读，我们读后非常倾心，不但诗人自传写得好，而且，翻译也传神。因此，我马上写信给　《世界文学》　杂志社，希望帮我转约稿信给译者。那时真的还没有完全市场经济，文学界、出版界比较纯粹，互相之间有文化互信，相互转信很正常的事。很快，我就收到了翻译者林光先生的回信。林光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审，也是资深的西班牙语翻译者。我把想法同他一说，他完全同意并支持我的意见，同时，他承诺由他负责联系和解决版权。我没想到，此事开局良好，而且，我还碰到了一个很有人品的翻译家。随后，在翻译和出版　《聂鲁达自传》　的过程中，我与林光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大约长我20岁，我们没有所谓的代沟。那个年代，我们联系方式都是通信，每次收到林光先生工整的书信，都会产生阅读愉悦感，不但是内容真诚，而且书写端庄，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艺术灵光。

《博尔赫斯传》　是确定的第2本。1994年秋天，也就是　《博尔赫斯传》出版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广州美院的信。信的大意是：看到了我策划出版的　《博尔赫斯传》，他以一个同行的诚意，表示祝贺。当然，他非常喜欢博尔赫斯和他的作品，因此，在广州美院里，他开了一个博尔赫斯书店。他希望同我成为朋友，并告诉我，我出版的《博尔赫斯传》　不但放在他书店显赫的位置，而且，卖得很快。说真的，当我读着这封信，心中非常感动。在这个世界上，喜欢书的人何止千万，但以这种方式，非常真诚而且热爱书的人，我还是第一个碰到，何况，我们萍水相逢，完全是书缘。他的名字叫陈侗。1997年秋天，我为了一睹博尔赫斯书店真容，特地从深圳绕道去了广州，在他那个特有文学艺术气息的书店了耗了一下午。

第3本　《福克纳传》　的翻译者顾连理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的音乐翻译家，音乐家贺绿汀最认可她的翻译水平。

最遗憾的是没有出版　《马尔克斯自传》。当时，林光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世界文学》　杂志的资深西班牙语翻译家林一安先生。我们在　《世界文学》　杂志上看到马尔克斯写自传的消息，所以，我是把此书作为5本中的压台项目做准备的。而且，林一安先生曾在哥伦比亚做过访问学者，并多次拜访过马尔克斯。我们想出　《马尔克斯自传》　的想法，也得到了林一安先生的认可，当然，如果能成，林一安先生是当然的翻译者。此事我曾同林一安先生有过多次联系和交流。但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继这5本书之后，在其他编辑的努力下，还先后出版了　《阿赫玛托娃传》等其他图书，整套丛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出版市场一个很有高度和个性的靓丽风景。

那年策划出版畅销书《文化苦旅》

没料到，1992年3月由我策划编辑，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会成为一本顶级畅销书，不但连续畅销20多年，而且至今还有多个版本在销售。

《文化苦旅》　开始是在　《收获》　杂志开的专栏。由于李小林的督促和逼稿，使得余秋雨一直能坚持写下去。得益于巴金先生主编的　《收获》　杂志在文学界的影响力，《文化苦旅》　开始刊发就兆头不错，在圈子里有了口碑，当时，若干内地文科院校发表了一些有质量的关于　《文化苦旅》　的评论文章。此后，《文化苦旅》　遭遇了长时间的出版困境。先是南方一家出版社向余秋雨约稿，余秋雨同意了，可他们却误判了《文化苦旅》　的价值，只是想把　《文化苦旅》　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小册子。当然，内容就不需要太多，他们提出要余秋雨删掉部分内容，这让余秋雨感到很不爽，就委托李小林帮他收回稿子。

当我告诉余秋雨，准备出版　《文化苦旅》　时，他有点惊讶。更让他惊讶的是，我的意见恰好与那家南方出版社意见相反，我们认为书的内容不够，需要补写和充实。需要更多的信息量，加强文化的厚重感。因此，余秋雨又补写了一些篇章，如“风雨天一阁”等。书稿也从原来的18万字左右，增加到23万字左右。一直到了2000年，我从澳洲回来，再次主持了《文化苦旅》　的正式改版工作。为了便于阅读，决定把精装本改为简装本，并约请优秀图书装祯设计家袁银昌先生，重新装祯设计。整本书凸现出古朴和书卷气，显得典雅而单纯，安静而大气，内容和形式更加统一。事实证明，这次改版是成功的，不但使《文化苦旅》　获得了良好的文化气质，也被市场充分接受和喜欢，为销售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产品基础。

文/王国伟 (作者为资深出版人，现任同济大学教授。)

(文字整理：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