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近照。

蒋勋，是儒雅且敏感的。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他都能娓娓道来。交流的过程中，他偶尔会被正对着他的窗外的绿色树叶吸引而去。他捕捉到叶子在阳光里的各种变化，这种细微的自然细节让他想到宋代马麟的画——《静听松风》。一个人坐在松树底下安静得能听到风吹动松针的声音，蒋勋觉得，这是庄子 “天地有大美”的境界。

“我现在看到的窗外树叶的绿色，是千百种不同的绿色，所以我刚刚觉得有点分神。马麟试图在墨的浓淡干湿里画出那么复杂的层次变化，我相信他有着 ‘天地有大美’的向往，因为那种向往，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艺术修为。”蒋勋说。

6月9日至6月15日，“天地有大美——蒋勋的艺术人生”特别展览在上海安培洋行佳士得艺术空间举办，这是蒋勋在大陆的首次艺术展览。在这栋老建筑里，他说：“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有一天人们不只是能在画廊和高级音乐厅里感受艺术，而是在生活里也懂得听风听雨。他们懂得 ‘以素壁为纸，以残竹为画’。只有到那个时候，美学才真正做到‘天地有大美’。我现在一直在看窗外，一直在分析，因为那个叶子太漂亮了，绿色在光里面的变化，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对它着迷。”

蒋勋在展览开幕式上发言。

母亲和老师

蒋勋说话有着明显的“台湾腔”，但他的出生地是在离台湾一千多公里的西安。出生地的丰镐都城，秦阿房宫、兵马俑，汉未央宫、长乐宫，隋大兴城，唐大明宫、兴庆宫牵引着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始终怀揣一份好奇。

他的母亲是清朝官宦家庭的独生女，祖辈是清朝的正白旗，但到他母亲那一代时家里已经没落了。即便是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蒋勋的母亲一直保持着听戏的习惯，时常在西安的城门口听瞎子讲封神榜演义的故事。“她的文化浸润在她的生活里，母亲是我美学的启蒙者。”蒋勋说。

小时候，蒋勋喜欢围绕在母亲的身边，母亲会跟他讲一段段有趣的故事，他说自己最早的文学启蒙不是看而是听。听母亲讲《白蛇传》时，他能体会到母亲对白素贞的疼惜，对许仙找法海感到“不争气”。七夕的夜晚，母亲会为他读杜牧的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在少年时代，蒋勋从母亲说的这些故事，读的文章中大抵知道了人性是什么。

“我常常觉得中国最精彩的文化不一定在书的阅读里，可能在民间的戏曲、诗词、评弹中，我在听这些东西时得到了文化的教养，等到我读书的时候，学习的内容和母亲讲的故事慢慢接上。苏州弹词，那个语言的能力是不得了的。我们现在把知识弄得有点死板和无趣，有时候强调‘黑格尔说’‘康德说’，我自己都有点厌烦，回不到生活本身。”蒋勋说。

很多人“认识”蒋勋，也是从他的声音开始。他有很多音频节目，如细说红楼梦、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诗词中的真诚与感动、水墨情怀等。蒋勋解释：“音频是口语，它跟人的沟通比文字要容易，红楼梦阅读上还是有难度的，你读到里面的诗词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你讲的时候比较容易懂，因为声音有很大的安慰性。”

母亲是他美学上的启蒙者，他在美学上的引导者则是他的中学英语老师——陈映真。蒋勋称陈映真是他在高中碰到的很难忘的老师。年轻人不爱上课，陈映真会说“没关系，我们来唱歌。”陈映真吉他弹得很好，带着学生们唱Beatles的歌。“好奇怪，不知不觉英文也就慢慢跟上了，当时陈映真老师大学刚毕业，和我们也就相差十岁左右，他是我求学过程中最活泼的老师。”蒋勋说。

大学毕业后，蒋勋也常常去找陈映真。大三的某一天，他们约在明星咖啡屋见面，蒋勋给陈映真看他刚写的诗。以前，陈映真会跟蒋勋说一些对诗歌的意见，但那天，陈映真看蒋勋的诗看得有些“烦躁”，对蒋勋说：“你总是在写这种风花雪月的现代诗，你可不可以关心一下你生活里开计程车或者在路边摆地摊的这些人。”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教导学生时一直很温暖又循循善诱，怎么会突然把我写的诗歌描述得这么不食人间烟火？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当时组织了马克思读书会，内心充满了忧国忧民和爱国的情感。再之后，读书会那一群人都被抓了。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去哪里，报纸新闻上也没刊登，同学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蒋勋说。

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 “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 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

1974年，蒋勋到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留学，研究十九世纪法国自新古典主义至印象派阶段的绘画，以及研修音乐史、戏剧史、文学史、社会史等课程。再次见到陈映真是七年之后，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狱。从牢里放出来，他们还是约在明星咖啡屋见面。

见面后，蒋勋跟陈映真说起了自己在巴黎的求学生活。蒋勋在巴黎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蒋勋说，“因为一个老师被抓，我自己读了很多书。一个人之所以能启发后来者是他行为上的端正。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他是台湾非常好的小说家。”

陈映真从牢里放出来后，还是遭遇了几次警察进家搜书的行为。有一次，他跟太太回到家，发现家里的书都被丢在地上、书柜也被翻得一塌糊涂，他感到很难过。那时，蒋勋在东海大学美术系任系主任。蒋勋邀请陈映真来家里住几天，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陈映真拿着蒋勋的画笔画了四张画：一张蒋勋的画像，一张自己在监牢的样子，一张陈映真太太的画像，还有一张是监牢里的老鼠跑来跑去的画。

蒋勋回到家后，看到四张画，很惊讶地对陈映真说：“老师，你会画画啊！”陈映真说，“我当时第一志愿是美术系，但被英文系录取了，于是就写小说变成了小说家。”

“老师留下的四张画之前一直没展览，这次展览我挑选了一张他画的我。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老师的东西，我会很珍惜。有人说，‘这四张都是国宝啊，没有人知道陈映真画了四张画。’我说，我将来都会捐出来，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他生命里那段很重要的历程。这次展览里，有很多是我生命里的记忆，它里面有人的温度，我还是想说，艺术对我来说，不是放在第一位的。艺术之上要有人的温度，人的部分不存在，艺术本身也就变得很作假。”蒋勋说。

蒋勋在浦东图书馆的讲座“天地有大美”，台下座无虚席。

《富春山居图》和《星空》

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蒋勋的油画作品《纵谷之秋》仿佛能一下子把人从阳光明媚的上海带到风起云涌的池上。

蔣勳, 《縱谷之秋》, 92x270cm, 2017, 油畫畫布。

2014年秋天，蒋勋来到池上当驻村作家，这幅画是他看纵谷因地壳挤压起伏连绵的山峦云升雾卷时画下的。池上位于台湾台东县北部，是台湾东部海岸的一个有着6000多人口的小村庄。《纵谷之秋》里的这座山叫海岸山脉，每天散步的时候，蒋勋看到这座被挤压而成的山总觉得跟他平时看到的山不一样。

“有一种被挤压的愤怒，还有一种欲望在里面翻腾，这是一个自然风景，有时候自然风景里有一种风起云涌。有一天地震，我感觉到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没有熄灭的passion，在我二十几岁在巴黎读书时曾燃烧过，当时我就想把这种感觉画出来。到现在这个年龄，我的内心已经越来越安静，可是我发现在安静的背后，那个passion始终没有熄灭。”蒋勋说。

元代画家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和梵高的《Starry Night（星空）》是在蒋勋内心住着的两幅画。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蒋勋有时会驻足在《富春山居图》的后半卷——无用师卷前很久。

蒋勋画画时，有两个很矛盾的东西在争执。一个是82岁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的炉火纯青，一个是梵高在画《Starry Night》的激情。“我不知道怎么去平衡，可是我很期待21世纪华人的世界中，这两个东西都不要放弃。如果只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我们太老了，老到太世故，老到没有爱恨。可是只有梵高《Starry Night》的部分，我们又太焦虑了。这两个东西一直在我自己身上冲突和平衡，我希望在上海的外滩看到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他激情的呐喊，也希望看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着黄公望82岁的向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同时并存，我也在探索。”蒋勋说。

顿了顿，蒋勋接着说：“苏东坡一生都在向往一个比较高的平静，但他还是会激动起来，他听到一些不对的事情他要表达他的意见，可是静下来，他也懂得游山玩水。他有着‘儒家的进，道家的退。’中间怎么产生平衡？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什么时候让儒家的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东西多一点，什么时候让‘天地有大美、相忘于江湖’的东西多一点，在进退的分寸中有一个拿捏。”

比起进退矛盾感的平衡，在蒋勋身上，最吸引人的还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共存。蒋勋去过很多次普罗旺斯，每次去普罗旺斯，他都会去塞尚的工作室。塞尚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思路；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其“客观地”观察自然色彩的独特性大大区别于以往的 “理智地”或“主观地”观察自然色彩的画家。作为后期印象派的主将，从19世纪末便被推崇为“新艺术之父”。塞尚是蒋勋很喜欢的画家。

“我觉得塞尚有个东西一直在启发我。我在池上的时候，有一天风吹起来，树在晃动，有一刻我突然很想抓到那个风。台湾东北季风来的时候，树是疯狂地晃动，我画画时，我没有想到树，我想到的是风，全部是风，那些叶子几乎都要全部被震落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塞尚跑出来了。艺术的学习很有趣，它不是一个当下功利的目的，而是让自己储存多一点的养分，你不晓得表现主义的画家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你就是看，喜欢他们的作品，有一天那个情境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出来。部分的塞尚，部分的东方线条，让你把很多画派的东西忘掉。我很喜欢庄子说的‘忘’这个字。我们的知识都是记忆，庄子在讲忘。金庸的理解很有趣，金庸在他的小说里写一个人，学一个招数，他要到忘的时候那个招数才成熟。庄子一直在提醒我：你学来的东西有一天要忘。”蒋勋说。

蒋勋展览海报。

乡愁和游子

蒋勋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一首《少年中国》的诗，当时他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学习。诗歌里写道：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探望祖国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游子的乡愁/你对我说/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这首诗在1977年被改编成一首台湾经典民谣歌曲，由李双泽创作，“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演唱。

这次“天地有大美——蒋勋的艺术人生”特别展览，也是蒋勋在大陆的首次艺术展览，现在的他，渴望和大陆的“少年们”对话。

在《少年中国》之后，蒋勋又执笔写下《少年台湾》。“从《少年中国》到《少年台湾》，我都有一个心愿，我想祝福年轻的一代，老的东西我们要学，但是你学完之后要走出自己的路。陶醉在一个古老的文化里，它对你没有一点帮助。我对少年的定义是，给他鼓励，让他做出他这一代的生命力出来——今天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今天的色彩是什么样的色彩？”蒋勋说。

佳士得拍卖行展览中的书——《少年台湾》。

有人问蒋勋，你今年70岁了，如果生命还有10年，你想做什么？蒋勋很大胆地回答：我好想去画一系列的人体。

2010年底，蒋勋患急性心肌梗塞，送台大医院急诊，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天，接着，因为心脏缺氧肌肉局部坏死。2011年，蒋勋做了长达半年的复健。在医院里，他思考肉身，有了与美术史角度不一样的反省：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凝视自己的形貌？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思维自己的形貌？

“我对身体还背负着东方人的压抑，你到西方的美术馆，会发现他们一直在画人体。在美术学院里画人体模特时，看到的身体是摆出来给人看的，这很假。我有时候对学生说，你们一直在画裸体模特，你们洗完澡后有没有在镜子里好好看自己的身体，他们说没有。我发现我们对自己身体好陌生，其实有恐惧在里面——在镜子里凝视自己，看十分钟二十分钟自己，最后会害怕。这个身体陪伴我这么久了，我对自己的身体竟然一无所知。我很想做这个功课，我们在山水里太久了，人变得很小，小到看不到表情和爱恨。”蒋勋说。

蒋勋是敏感的，他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询问自己内心的情感。对于林怀民先生的评价——“内观的思维，生活的修为”，他说：“我对于别人谈我的东西，没有特别注意。早上起床我会打坐，大概 45分钟，然后读一次《金刚经》，再出去走路。2010年心脏病发作以后，医生要求我每天要走一万步。我在淡水河边走那条河岸的路，走到我的工作室，就会静坐下来，磨墨写下我当时的感受，我不晓得那个是不是一种内观。”

在《少年台湾》的序言中，蒋勋写道：“这个少年，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常谈起故乡福建，母亲常谈起她的故乡西安。父母都有他们的乡愁，然而，少年自己，全部的记忆都是台湾。我不为什么，写了《少年台湾》，那些长久生活在土地里人的记忆，那些声音、气味、形状、色彩、光影，这么真实，这么具体，我因此相信，也知道，岛屿天长地久，没有人可以使我沮丧或失落。”

台北和池上

在池上当驻村作家以来，每天清晨5点，蒋勋走出画室，沿着水圳散步，去看没有电线杆的稻田，看稻穗一天天随节气变化，拿手机拍下翻飞稻浪；有时走去大波池，拍日出晕染开的水墨山水；天空有光束洒下，手机拍不出来时，蒋勋便直接素描，再入画。

蒋勋在池上。

决定出发去池上前，蒋勋对朋友说：“我发现我到这个年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没有做，就是真正把自己下放一次，我经常对辽阔大地有一种向往。后来我发现，是我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我好像离不开台北，天气热，有冷气，天气冷，有暖气。我们不知不觉在工业革命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一样的人。”

在池上，蒋勋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一次，他画画画到晚上8点钟，再出门到池上最热闹的街——中山路去吃晚餐。结果，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他敲开一家餐厅的门，餐厅的老板对他说：“蒋老师，你怎么这个点才来吃饭，我们一般下午5点吃饭，8点钟已经准备睡觉了。”

“当时，我就觉得我在池上 6000个农民中是最没有生活能力的，我不晓得怎么去生存。在台北，我可以画到夜里12点才吃饭，可是到了农村之后，发现人们在跟着自然生活。这种自然循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里被遗忘了。在池上，我重新找到在我身上的自然秩序。在台湾，池上是‘落后的’，落后指医院都没有，看病的话要开车到一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可是池上却是台湾长寿人口最多的乡村。”蒋勋说。

蒋勋在池上学到的第二件事是“土地的分享，物质的分享”。他刚到池上的时候，住在一间老宿舍中，有一天打开门，发现门口放了好多蔬菜。蒋勋问左邻右舍是谁放的？邻居告诉他：“这里每户人家都在田地里种了这些农作物，收成之后就摆放在邻居家门口。”

蒋勋感慨地说：“我住在都市的公寓里时，跟隔壁的邻居都不怎么能说上话，我们是陌生的，甚至是防范的。在池上，几家人轮流收割一家的田，所以有一个劳动的分享和生活的分享。”

这让蒋勋想到法国画家米勒在1857年创作的一幅布面油画《拾穗者》。这幅画描绘了农村秋季收获后，人们从地里拣拾剩余麦穗的情景，凝聚着米勒对农民生活的深刻感受。

“这也是米勒要表达的东西：工业文明来临后农业文化留给人们什么样的遗产，你要如何珍惜。这幅画不仅仅是表面的美，而是在告诉我们土地里有一个价值：大家共有的分享。我在池上重新做起道德幼稚园的学生，从前我一直是注重知识的学习，道德的学习可能反而在退步。池上现在变成我的学校，我想起老子说的，为学日益，我现在的老师是农民。”蒋勋说。

在蒋勋的生命里，有很多热泪盈眶的时候——当他在看梵高的画时，他看到了一个纯粹的不跟世俗妥协的反抗灵魂时，他会热泪盈眶；当他在电影里看到皮娜·鲍什用舞者优美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地撞击墙壁时，他会热泪盈眶。

蒋勋说：“我很少让人看到我在撞墙时候的难堪狼狈，我最后总是从容优雅地出来，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常常在撞墙。情感上、创作上不如意时候的撞墙，皮娜·鲍什把这个转换成动作，来讲人生，你会觉得那是生命最美的绽放，爱恨到了极致之后，你才会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平静。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很难变成82岁的黄公望，皮娜·鲍什给我很大的解放是‘生命就是巨大的狂喜大痛之后才有一些什么东西’。”

仿佛看到，蒋勋在池上的工作室里画完画平静地走回家，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作者：本报记者 陈佩珍

图：采访对象提供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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