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处教授公寓里，89岁的厉以宁和夫人何玉春过着平淡日子。客厅仍是十几年前的装修，家具也有些陈旧，唯有一对略新的沙发，是学生送的。穿着有些发皱的本白棉麻衫，坐在沙发上，回忆几十年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疾呼呐喊，厉以宁说得风轻云淡，仿佛是一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学术观点做出的学理推演。

“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中国需要大量的民营企业”“道德是仅次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第三种力量”……近40年来，厉以宁的声音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传入人们耳中。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持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被称为“厉股份”。他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并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在获得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人物档案】

厉以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

漂泊文学少年

“最佳”第一志愿

1930年出生的厉以宁是家中长子，籍贯长江下游的仪征，生于南京。“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为了纪念出生之地。4岁时，他随经商父亲举家迁居上海，6岁入学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小（现永嘉路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上海，1943年，全家为躲避战火，避难湘西沅陵，入学因战争迁到此处的长沙雅礼中学。

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是个爱好文学的少年。初中时，他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在学校的壁报上连载。沅陵距沈从文故乡凤凰很近，是一处“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在这里读书的少年厉以宁，常常夜读沈从文的小说，黄昏漫步沅江之畔，忧思山河破碎，感叹人生流离。

抗战胜利后，厉以宁回到南京转入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金陵大学附中素以数理化教学见长，在这里，厉以宁遇了几位出色的理科老师，让他担任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还带学生们参观化工厂。厉以宁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知道了化肥对农业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学化学，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1948年底，厉以宁高中毕业，被保送金陵大学，并将化学工程作为第一选择。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金陵大学暂时停止教学，厉以宁抱着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热情，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湖南沅陵，在刚组建的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当了一名会计。

工作了两年，他觉得若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必须学习更多知识，于是决定参加1951年的高考，并托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的好友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虽然想学化工，但更有文学功底，知识面广，又当过会计，学经济学更合适，便作主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厉以宁回忆道。

当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8月收到录取通知书，从此与北大结缘近70载。

◆1961年10月，赵迺抟教授和厉以宁（右）在北京大学。

老师喜爱的学生

学生欢迎的老师

厉以宁入学时，北京大学还在沙滩红楼。经济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都到广西参加土改，只有新生留在校园学习。第二年，传来了院系调整的消息。北大经济系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小部分留在北大，政治经济学是唯一专业。厉以宁的兴趣恰是政治经济学，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有人提出他不适合学这门学科。代理系主任陈振汉教授和负责这门课教学的张友仁老师讲了好话，他才得以留在北大。

厉以宁说：“陈振汉先生讲的是中国经济史，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听课的学生中注意到了我，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去坐坐。也许是因为我课间课后喜欢提问吧！”厉以宁“有空去坐坐”的还有赵迺抟先生的家。赵先生曾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他看到厉以宁常去法学院图书室借书，便对厉以宁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是这里没有的。”赵先生又推荐厉以宁结识了专攻西方经济史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曾言：如果没有经济史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厉以宁至今还怀念着大学时光。他回忆，刚入校时学生宿舍一个房间住20多人，同学们吃完饭都抢着去图书馆呆着。学生组织了很多研究小组，他是国民经济计划课代表兼研究小组组长，在罗志如教授指导下开展活动。罗先生曾把20世纪30年代英文刊物上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辩论读给他听。厉以宁后来说：“正是罗老师使我模模糊糊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之间，还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当时的资料室除了向老师提供借阅书刊，还要搜集、整理、编译国内外的新资料。这份工作使厉以宁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还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

1977年，厉以宁结束20余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讲台，很快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几年间，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

他讲课不念讲义，只在几张卡片上列出提纲，或坐或走，艰深的内容娓娓道来。有学生说，听厉老师讲课，如同和一位长者冬日拥炉谈心。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有时连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有学生提前领号，凭号入场。这种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

人称“厉股份”

自称“厉非均衡”

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建议，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86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中央有关部门委托9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专项研究。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建议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北京大学却提出另一种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当年4月26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面对上千名听众，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他登上讲台直击主题：“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一句话就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这一主张，有海外中文报纸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

数十年后，厉以宁在谈到这个外号时说：“大家叫我‘厉股份’，但20世纪80年代初倡导、主张股份制的学者还有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后来有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董辅礽。有人称我是‘股份制的首创者’，这不符合事实。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厉非均衡’。”

“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学理论。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市场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起，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均衡进行了广泛研究。厉以宁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他根据中国经济现状，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他说：“价格好比交通信号系统，这个系统再好，对于一个盲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它才可能遵守信号、产生互动。”

1990年，他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一年后，《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回首这段历程，厉以宁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经历了试点、暂停、重启，主张股份制的学者一度面临被否定、被批判，直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有了变化。

从2003年起，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并曾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

厉以宁著述丰而涉及领域广。有学生说，厉老师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中国林权制度改革、扶贫路径探讨等有极强现实性、实践性的课题也多有涉及。

不求浮华求警句

沉沙无意却成舟

2000年11月22日，厉以宁70岁生日，在他创立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01教室，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学术活动。上半场，厉以宁作学术报告，谈的不是经济，而是“唐宋诗词欣赏”；下半场，是“厉以宁诗词研讨会”。晚上，意犹未尽的师生开了一场“厉以宁诗词朗诵会”。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对学生说，诗词对一个人的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应该归功于诗词滋养。自1947年在故乡仪征写下第一首诗起，厉以宁70多年来吟诗填词1400余首。他写的是中国古典诗词，诗循格律，词遵词牌。诗中有山河江海、家国情怀，也有岁月跌宕、人生忧欢；有少年壮怀、人生况味，也有学理探微、治学感悟。“不求浮华，但求警句”。

1951年由沅陵赴长沙参加高考途中，他填了一首“钗头凤”：“林间绕，泥泞道，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竹桥短，岭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21岁的赶考学子仿佛预知前路崎岖，但若能“赶！赶！赶！”，终将“菜花十里，一川平坦”。

大学毕业后，厉以宁曾20余年无缘讲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三次被抄家，一度被囚于北大“监改大院”。忧心国家命运，感叹家庭遭际，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厉以宁写下了“家事试忘怀，国愁心底来”等诗句。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厉以宁悲忧交集，作《采桑子》一阕，“声声哀乐催人泪，处处灵堂，处处花墙，一夜京城换素妆。音容虽已天边去，留下忧伤，留下彷徨，预感风来雨更狂”，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未来历史转折的期待，跃然纸上。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开启，厉以宁写下“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的诗句。这年，他已48岁，刚刚从资料室走向讲台，学术生涯的“艳阳天”初露曙光。两年后，第一次提出以“股份制”汇集社会资金兴办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设想，未被采纳且受到质疑，有人说他是“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厉以宁写下了后来流传甚广的一首“七绝”：“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这首诗成为一代改革者心路历程的写照。1981年，他又写下诗句“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以格律诗的语言，表达了渐进改革、减少干预、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主张，也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调。

◆1997年2月，厉以宁夫妇在广东深圳。

记者手记

天天给夫人做饭的经济学家

厉以宁每天早晨6点起床，坚持写一小时文章，7点做两个人的早饭，然后又是看书、写作，直到11点，开始做午饭。

厉以宁做饭的本事是在鲤鱼洲干校学会的。回到北京后，如果不是做饭，他能一直坐在书桌前思考和写作，一点活动都没有，做饭，是夫人何玉春为了让他有机会歇歇脑子、动动身体。

何玉春是电气高级工程师。厉以宁的文章总是先给她看，何玉春满意了，厉以宁才放心，这样，一般读者读起来也不会太难。

从1957年两人重逢、为何玉春写第一首词起，厉以宁“情诗”多多，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从新婚燕尔写到儿孙满堂。2008年，是他们金婚，厉以宁以“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的诗句总结50年婚姻，也可视作作者自况。

作者：陆正明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