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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刊发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童世骏（文汇讲堂第69期嘉宾）为罗素的《中国问题》中译本所做序和第15章摘引。在阅读了昨天高宣扬教授介绍的罗素哲学思想形成后，可以了解到这个时期，罗素已经写出了《数学原论》，成为名动欧美的数理逻辑哲学家，1920年他去了苏联来到中国，然后怀着对西方文明和苏联制度的极度失望，寄深厚的希望于中华文明。近100年前的语境中的观点——发展工业、普及教育今天依然可鉴。
《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英】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 责编李媛，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定价68元
【童世骏序摘选】
中国问题会成为“罗素问题”吗？
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很多，但只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出自一位哲学大家之手。近代以后访问过中国的西方哲人很多，但只有这位英国哲学家，在中国讲学将近十月以后，出版了这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
罗素提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会走帝国主义之路吗？”
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中国问题”一词可能有点陌生。从孙中山在1904年8月31日撰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到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问题”这个词逐渐少用，几乎匿迹。
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伯特兰·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却特别值得一读。
这首先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早在将近百年以前，就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确切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在1972年撰文夸奖“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但真正体现罗素中国观之预见性的，还是在进入世界的新世纪以后，尤其在进入中国的新时代以后。
但罗素在这本书中不仅讨论了“中国问题”，而且提出了他自己有关中国的一个问题：走出积贫积弱之后的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罗素说他很担心，在为独立自主而变得强盛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不会最后也走上帝国主义之路呢。如果在掌握了实现价值的有效工具以后却把公正价值弃之不顾，那么她可以说是名胜而实败、外赢而内输了。或许可称为有关中国的“罗素问题”。
毛泽东、习近平持续表达“中国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愿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在长沙听过罗素演讲，并且在其有关中国未来之思考中认真研究过罗素建议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用罗素并不赞同的手段创造了罗素的“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的根本条件之后，对中国之“罗素问题”可以说是有过明确回答的。1949年9月21日，在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毛泽东就强调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在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两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同样意思，尤其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他撰文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并强调我们要永远保持谦虚，“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
六十年以后，在2016年11月11日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以与时俱进的方式重申了一脉相承的承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按照“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要求，中国从建国以来，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十八大以来，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尤其从当前的中美关系来看，中国要消除罗素在一百年前表达的那种担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中国发展的当今阶段，其实从一开始就渗透在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革命这三方面之中的第四个方面即“贡献人类”，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从而要求我们通过四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诠释和相互支撑，来理解和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
伯特兰·罗素
罗素看中国问题的视角启发中国改进自己的不足
先于罗素一年到抵达中国、与罗素同日离开中国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对罗素的《中国问题》做高度评价，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但杜威也指出，这本书的读者如果不考虑其作者是在对西方文明（包括其苏俄变种）极度失望的情况下“去中国寻找新的希望”的，“将会错失本书主要的深远意义”。在杜威看来，在这本书中，“中国往往变成了一个闪亮的天使，以便表现出西方文明的阴暗。中国人的美德被视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鸣得意的西方人的后背。”关于罗素此书的读者对象和写作本意，杜威说的基本不错；但说罗素几乎没有触及“中国内部的问题，即它的文化和制度的转变”，杜威却有不够公平之嫌。其实，对于此书出版后将近百年的中国读者来说，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而且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都是不难找到的；从这种展望和议论中得到有利于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启发，也是可以期待的。在百年之后仍然值得在中国重译再版，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今天语境下阅读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还有方法论上的理由。罗素讨论中国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问题，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研究进路却未尝不可以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果这样的对话者客观上是越来越少了的话，我们则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的更多更好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童世骏（2019年5月26日于上海松江）
【正文编摘】
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要做的三件事
在这一章中，我想尽我所能，站在一个务求发展、力倡公益精神的中国人的视角，说一说我自己想要倡导什么样的改革，开展这样的改革又应讲究什么样的先后顺序。
中国人必须自力更生救亡图存，政治文化均独立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必须自力更生救亡图存，不能依靠外援。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福祸兼有。中国必须变强。从长远来看，列强利益无一例外都与中国福祉、中华文明向最好处发展这两个目标不相兼容。因此，中国人必须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一个强国会发善心、做好事。
问题不仅仅在于政治独立，一定的文化独立同样很重要。我想在这本书里说的是，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西方人优秀。而且，有一种情况既对他们不好，也对我们不利。那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他们不得不降到西方人的水平。但在这件事上，也有必要妥协折中。如果中国人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接纳西方人的一些恶，就不会得到西方的尊重，会越来越受外邦欺压。但中国人必须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把接纳西人之恶这一过程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建善政、发展工业、推广教育，不可换顺序的三件事
首先，中国人很有必要培养爱国精神。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已经有开明心态，商人也多抱这种态度。一国秉持爱国主义的危险是，一旦强大到足以自御，就会立即调转方向，侵略他国。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但让人恐惧的是，中国以强自恃，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所以，敦促这一点绝不为过，即爱国主义仅应用作防御，不应诉诸侵略。虽然有这一限制条件，我还是认为爱国精神绝对很有必要，中国人应该寻求独立，但独立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实现西方技能与中国传统美德新融合的一种手段。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政治独立也就没有多大价值。
技能培训
我认为，必须做到三点：1.建立有序政府；2.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3.推广教育。应同时追求这三个目标，但应按以上顺序分出轻重主次。善政是其他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工业和教育紧密相连，很难分清主次。但我之所以把工业放在前面，是因为如果中国人不能快速发展工业，外国人将占绝对强势。到了那个时候，再想把他们赶出去相当困难。
1.建立有序政府
或早或晚，中国都必须把蚕食国家主权的外邦强国扫地出门。中国必须收复通商口岸，掌握关税，从治外法权中获得解放。但这些都可以在不惹恼外国（可能得把日本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做到，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不应该在收回这些权利之初，就把事情搞复杂，与外邦强国结仇。如果中国能实施善政，开发资源，将有可能纯粹通过外交手段，收回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特许权，其余等有合适机会再收回来。
中国可建国有企业防资本家过度牟利，培养熟练工人
2.发展工业
我认为所有铁路都应收归国有，所有矿脉好、品位高的矿山都应该在公平估价后卖给中国政府。就算这些矿山一开始不是国有企业，也要这样办。跟外国人签订借款合同时，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让外方控制中国。如果中国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体系，上述问题解决起来都不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外国资本家愿意在抵押品良好的情况下借款，不会插手管理环节。应尝试各种外交手段，防止银团借贷款问题谋求垄断。
北京一所制作政府制服的现代工厂
建立善政后，中国工业企业可以大量采用国有企业形式。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毋宁说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任何一个文化发达、经济落后的国家都有很多人讨论。首先，国家比个人容易借到款子；其次，国家容易与外国专家打交道，并视未来所需，聘用他们。再次，国家容易决定哪些行业事关国计民生，不能受外邦强国控制。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如果从一开始就由国家主导发展工业企业，可以避免私有资本主义滋生种种恶行。如果中国能够建立充满活力、诚实待民的政府，就有可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防止私有资本家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像西方国家那样被误导、受欺压。
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道德就要发生大变动。应着眼于：培育公益精神，取代家庭伦理；移风易俗，让私营企业形成的诚实风气涤荡公共服务领域；蓄养活力，打破现有沉沉暮气。这几点是必要条件。如果实现不了，不管是哪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肯定都会失败。
为发展工业，中国人必须注重学习，不仅成长为技术专家，还要变成熟练工人。我认为，目前，中国后一方面相对薄弱。为培养熟练工人，明智的做法是从德国等国引入人才，让他们为中国培训工人。这样一来，中国想开辟哪个工业领域，都不愁找不到熟练工。
中国要自己办教育，少聘外国学者，少派留学生
3. 普及教育
中国人口这么多，教育他们要花一大笔钱，工业又不发达，要想把工业生产利润拿来用作中国的教育经费，中国人就必须主导工业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要把发展工业放在制定一揽子教育计划的前面。
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应该自己办工业，还应自己办教育。做到这两点同等重要。眼下，仍有必要在一些科目聘用外国教员，但很快就不必这样做。不过，只要外国教员人数不是太多，就没有什么坏处。让外国管理教育才真正有坏处。在教会学校或在外国人控制的教育机构里上过学的中国人一般会丧失民族意识，对西方文明盲从照搬，是非美丑观念模糊，不能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奇怪的是，他们教过的人不知不觉全盘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对自己的民族少了一些尊重。
想做学术研究的人将来应到欧美大学待上一段时间。但对绝大部分大学生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留在中国接受教育要好得多。归国留学生身上明显带有留学国家的印记，旅美学生更是这样，带有偏见，产生不少分歧，给社团工作带来了困难。假以时日，在中国本土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自然会克服这种困难。但眼下，困难还比较大。
为克服这种困难，要做两件事。第一，建立能够启发心智、善于鼓舞人心的领导体制；第二，明确认识，知道中国应该建立哪种类型的文明。领导体制既应注重思想学识，也应讲究实际。就第一方面而言，作家在中国很有影响力。一个有魄力、善作为的改革家如果兼具文学功底，就能说服“少年中国”绝大部分民众。中国有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我自己就知道一个——胡适博士。
我构想的这个社团也要建立注重实际的政治领导体制。满足这方面要求的领导跟以思想学识见长的领导不一样。因此，一个人不大可能同时具备这两种特质，但要跟列宁、马克思不同。
工业教育
中国有了复兴精神，有可能发明一种世界新文明
中国要追求的目标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中国现在有了复兴精神，如果再能阻止外邦为非作歹，就有可能发展一种新文明，比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文明都优秀。“少年中国”应该树立这样的目标：留住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辅之以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其付诸实际，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第一类由中国国内情况导致，第二类因国际局势产生。前一类包括：教育、民主、减贫、清洁卫生、预防灾荒。后一类涵盖：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化大生产，修改条约，收回通商口岸（可参照日本情况），最终建立强大陆军，防御日本进攻。要解决这两类问题，都需要西方科学，但用不上西方的人生哲学。
如果中国人学了西方的人生哲学，就会在不受外国侵略、得到安全之后，立即出征侵略别国。他们会开发物质资源，为的是在国内养肥几个自我膨胀、利欲熏心的财阀，看着国外百万民众饿着肚皮奄奄一息。这就是西方运用科学得到的结果。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即现代世界军事强国无力戒除战争瘾。年复一年，科学越来越发达，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这些国家最终自取灭亡。如果中国也加入这个疯子队伍，就会跟其他国家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但如果中国志于改革的人守中道、有节制，在有防御能力时就罢手不为，戒除征伐欲望，不去侵略外邦；如果中国在实现国内安定后，转而以自由之身追求科学艺术，建立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将在全球发挥应有作用，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带着这种希望，我愿看到“少年中国”鼓舞人心，启迪众人。这种希望有望变成现实。正因其有望变成现实，中国理应挺立前列，得到每一个热爱人类之人的敬重。
——李念选编于《第十五章中国前景展望》，原文5599字
【新书目录】
【序作者介绍】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实践哲学和社会理论，已出版《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2017)、《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2007)等学术著作十余种。译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J.Habermas著,2003,2011)、《时代之思》(G.Skirbekk等著，与郁振华等合译）等。
【编辑感言】
罗素把中华文明为世界作出表率的希冀提得很高，100年后真的成了国人的责任。但是比起星空来，脚下具体的路——发展工业的高端制造业，和普及教育的成为教育大国依然任重道远。而罗素关于留学和引进外籍教师的建言，今天重拾，更觉意味深长。（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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