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周起，讲堂将不定期推荐一些有价值的新书。今天，刚经历了股市熔断的美国新冠肺炎确诊已攀升至1300余例，大选拉开序幕后正在加速。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国际知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他的《大国政治悲剧》成为国关学人必读。完成于2018年、中译本于2019年年底出版的《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一书，雄辩地指出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政策注定要失败。该书找到了理论与世界无序的最佳结合点，给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带来深刻的启示，对当今美国外交解读也会带来指南。

《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译，刘丰校 ，责编王琪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售价72元

自由主义是一切麻烦的根源

自由主义霸权的代价始于自由主义国家为保护人权、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而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一旦在世界舞台上得到释放，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很快就会沉溺于战争。

这种军国主义源于五个因素。第一，在全球推广民主是一项伟大使命，提供了大量的作战机会。第二，自由主义决策者相信他们有权利、有责任、有经验去使用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第三，他们经常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第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削弱了外交的作用，导致更加难以和平解决与其他国家的争端。第五，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也破坏了主权观念——旨在限制国家间战争的国际政治核心规范。

我的论断是，一个拥抱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最终对自己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它打算帮助的那些国家——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我将以1992年1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为例来说明这一论断。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自由主义霸权，经过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这项政策得到了坚决贯彻。

现实主义原则下外交能发挥作用，抛开均势则易陷入战争

外交是在重要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它的目的是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协议。为了取得成功，每一方都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尽管它们不必是对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坚持认为“外交是一门限制权力使用的艺术”。但是，要让外交发挥作用，即使是死敌也必须对彼此表现出一定的尊重。

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描述了世界外交目前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

战争和外交是不同的治国工具，它们彼此互为替代。外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更安全、成本更低的选项：正如1954年温斯顿·丘吉尔在白宫所说：“吵吵总比打打好。”然而，外交和战争往往是同时进行的。

当它们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时，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开展外交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没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使它们的生存可能最大化，包括与威权领导人展开谈判。它们有时甚至会支持威领导人或与他结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曾与约瑟夫·斯大林合作打败纳粹德国。有时它们甚至会推翻它们认为有敌意的民主政权。

然而当一个单极国家能够抛开均势逻辑，采取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时，外交就变得具有欺骗性了。

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往往对非自由主义国家产生根深蒂固的反感。它们倾向于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善良国家和邪恶国家组成的，双方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这种观点产生了一种只要有机会就通过任何必要手段铲除独裁国家的强有力动机。这种厌恶的后果之一是，自由主义国家很难与非自由主义的敌人进行有限战争，反而倾向于寻求决定性胜利。无条件投降成为常规指令，因为几乎不可能容忍与邪恶国家进行妥协。

这种根除心态也许在伍德罗·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如何处置德国和其他战败国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威尔逊将妥协与均势政治联系起来，他轻蔑地称之为“国际政治的旧秩序”，认为必须被“彻底摧毁”。1919年底，当他谈到《凡尔赛条约》时说道：“我听说这项条约对德国而言是非常沉重的。当个人犯下罪行时，虽然刑罚很重，但这并不是不公正。国家在不道德的统治者领导下对人类犯下罪行，就应该接受惩罚。”

归根结底，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无拘无束地根据其基本原则在国外行动时，它发现很难与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对手开展外交，这提升了双方试图通过暴力解决分歧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不宽容——有时伴随着自由主义的憎恨——导致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从均势政治中解放出来，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自由主义外交带来不稳定与代价高昂的失败

当一个大国可以自由地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时，它总会给自己、盟国、对象国以及最终卷入交火的无关国家带来严重麻烦。

*污蔑中国人权，推动俄罗斯周边国家颜色革命，以此干涉内政

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不可能对一个大国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个人权利，或者促进政权更迭，主要是因为成本太高。然而，它很可能以其他方式干涉这个国家的政治。它的策略可能包括依靠非政府组织支持对象国内部的某些机构和政治家；将援助、国际机构的成员资格以及贸易与主要大国的人权记录联系起来；公开报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来羞辱对象国。然而，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奏效，因为主要大国总是将自由主义大国的行为视为对其内政的非法干涉。它会认为自己的主权受到侵犯，导致这项政策适得其反，并且会破坏两国关系。

这种行为模式出现在美国最近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的行动中。自1989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在中国更广泛地关注人权和自由民主。自1991年俄罗斯联邦成立以来，华盛顿在俄罗斯一直在这样做。美国领导人经常告诉中国和俄罗斯听众，他们的国家需要变得更像美国。

在俄罗斯的案例中，美国人不仅关注俄罗斯，还关注其近邻国家。华盛顿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其他地方大力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希望把它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当然，这些国家对莫斯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与俄罗斯有共同边界。美国也暗示要鼓励俄罗斯自已进行“颜色革命”。

2004年11月，乌克兰因总统选举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橙色革命”运动

中国领导人在维护本国主权方面并无不同。中国人通过发表自己的年度人权报告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作出回应，他们在报告中严厉批评美国的人权纪录。简言之，华盛顿推动北京自由化的努力使两国关系恶化，正如他们对俄罗斯所做的那样。

*军事干涉阿富汗和伊拉克，投入不菲，留下战争和恐怖祸源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奉行自由主义霸权道路的大国在弱国开展社会工程最为积极，认为这样做成本低、收益大。然而，对小国的干预也经常遭遇失败。从“9·11”事件后，美国瞄准了五个国家：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在每个案例中，美国决策者都认为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帮助美国应对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严峻问题。但是，他们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给大中东带来了杀戮和破坏，让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陷入了似乎没有休止的战争。

2001年10月中旬，大约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一个月后，美国对阿富汗开战。到12月初，美国军队似乎赢得了一场壮观的胜利。塔利班被击溃，一位似乎致力于民主的领导人哈米德·卡尔扎伊在喀布尔掌权。这一明显的成功让小布什政府认为，它可以在伊拉克产生同样的结果，最终也会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小布什主义的起源。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迅速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这让华盛顿看起来好像找到了将这一地区转变为一片稳定的民主国家海洋的神奇公式。但是，到了这一年夏末，伊拉克陷人了内战，美国军队开始面临一场大叛乱。

当小布什政府全神贯注于2004年失控的伊拉克之时，塔利班开始从死亡中恢复过来。阿富汗也发现自己被内战所吞噬。为了确保塔利班及其支持者不会推翻卡尔扎伊政府并再次掌权，美国向这个国家派遣了大量军队。

依据美阿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及美与塔利班签署的和平协议，驻阿美军2020年3月10日已开始有条件撤出，135天内将1.3万人数减至8600人。图为美军在阿富汗作战资料图

然而，这两场战争现在看上去都是失败的。2011年12月，奥巴马政府将所有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伊拉克很快陷人了在巴格达由什叶派主导的政府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内战。

在奥巴马离开白宫时，美国驻阿富汗军队有8400人，特朗普总统在军方将领的压力下增加了美军人数，这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场战争。塔利班现在控制着全国大约30%的土地。简言之，尽管美国军队在重建方面投入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承诺的更多的资金，但美国在阿富汗注定会失败。

*叙利亚卷入长久内战，难民祸及欧盟，助推极右政党出笼

利比亚代表着改变弱国政治努力的又一个失败案例。2011 年3月，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空袭。2011年10月，卡扎菲被杀，利比亚从此被一场血腥的内战所吞噬，而且看不到任何结束的可能性。

在美国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之时，叙利亚爆发了反对其独裁统治者巴沙拉尔·阿萨德的抗议活动。政府过度反应，使用暴力镇压抗议活动，使冲突变成了一场致命的内战，今天仍在继续。2011年8月，在麻烦产生几个月后，奧巴马政府站在反政府力量一边，要求阿萨德下台。在阿萨德拒绝之后，华盛顿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联合起来，努力推翻阿萨德。美国向“温和”的反对派提供支持，中央情报局(CIA)和五角大楼最终在武器和训练上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直接干预，以支持阿萨德政权。内战可能会拖上几年。

在希腊边境，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

叙利亚冲突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后果。大量叙利亚人逃离家园，试图在欧洲定居，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冲突中的难民也加入其中。这些举动违背了欧洲所珍视的开放边界原则，也违背了欧洲在庇护难民问题上的开明政策。难民的大量涌入推动了欧洲极右政党的发展，这些政党致力于将移民和难民赶出他们的国家。简言之，在美国推波助澜下开启的叙利亚战争，除了给叙利亚人民造成可怕的损失外，还可能对欧盟造成严重损害。

*卡扎菲以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华盛顿交换，8年后遭暗杀

2011年1月，埃及爆发了针对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的抗议活动。奥巴马政府介入并帮助推翻了埃及领导人。奥巴马欢迎埃及走向民主，支持2012年6月上台的新当选政府，尽管执掌权力的是穆斯林兄弟会。随后，美国帮助促成了一场政变，反对一个对美国没有威胁的民选领导人。这个新的埃及独裁者后来转而反对兄弟会及其支持者，杀害了一千多人，并判处穆尔西死刑。奥巴马政府也不愿意暂停美国每年给埃及的15亿美元援助。

与美国有严重分歧的国家的决策者们肯定记得，卡扎菲在2003年12月放弃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换取华盛顿不寻求推翻其政权的承诺。8年之后，奥巴马政府在将他赶下台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那之后不久，他遭到杀害。如果拥有核威慑力量，他今天很可能仍然统治着利比亚。

与阿富汗反塔利班联盟类似，利比亚各路武装力量之间也较少协作，甚至存在矛盾

二战后50多年间35次干涉中，仅有3%的成功率

这种糟糕的失败记录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在任何社会，包括在本国社会中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多的美国决策者和专家相信，他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国家的政治格局，将其转变为民主国家。纽约大学教授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乔治·唐斯报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04年之间，“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超过35次干涉……其中只有一个案例取得成功，即1989年美国决定参与禁毒战争后，哥伦比亚在10年内成为了个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国家，成功率不到3%”。

有人可能会认为，大约在1989年，东欧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个令人振奋的先例。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许多必要先决条件。毫无疑问，美国帮助培育了这些新生的民主国家，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成功地将民主出口到外国的案例，而这正是小布什主义的全部内容。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常被作为美国可以向中东出口自由民主的证据——符合这些标准。但它们是极不寻常的。

1989年前后发生东欧巨变

乌克兰冲突起于北约东扩，西方忘记了地缘政治的作用

任何对地缘政治有初步了解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西方正在进入俄罗斯的后院，威胁到其核心战略利益。乌克兰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横跨攻打俄罗斯的一块巨大平原，它是俄罗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缓冲区。没有俄罗斯领导人会容忍从前的敌人的军事联盟进入乌克兰。

华盛顿可能不喜欢莫斯科的立场，但它应该理解背后的逻辑。大国总是敏感于本国领土附近的威胁。

西方精英对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国际政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们认为，在21世纪，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学变得无关紧要，一个“整体自由的欧洲”可以完全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这些原则包括法治、经济相互依赖和民主化。按照这种叙事，美国非常适合领导这个新世界的建立，因为它是一个仁慈的霸主，不会威胁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国家。

把欧洲变成一个巨大安全共同体的宏伟计划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但这场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北约扩张时就已经播下。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反对扩张，因为他们认为不需要遏制一个人口老龄化、经济单的衰落国家，他们担心扩张会强烈刺激莫斯科从而制造麻烦。

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北约第一轮扩张后不久，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这位美国传奇外交官和战略思想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俄罗斯人将逐渐作出对立的反应，这会影响他们的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 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北约多次东扩，造成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实际“围堵”

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包括克林顿政府的许多主要成员，都赞成北约东扩。他们认为冷战终结改变了国际政治，在新的后国家秩序中，几个世纪以来指导国家行为的现实主义逻辑已经不再适用。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主义者如此彻底地控制了关于欧洲安全的讨论，以至于北约的进一步扩张在西方几乎没有遭到现实主义者或任何人的反对。在2014年3月一次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演讲中，国务卿约翰·克里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回应也反映了同样的观点：“在21世纪，你不能以19世纪的方式行事，以完全捏造的借口入侵另一个国家。”

总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始终根据不同的操作手册行事。普京和他的同胞一直像现实主义者一样思考和行动，而西方领导人则坚持教科书中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可能会失败，而且失败的代价非常高昂。然而，即使是那些认识到风险的人有时也会认为这种努力是合理的。

（李念编摘于第六章《自由主义是一切麻烦的根源》，原文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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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R·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国际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大国政治的悲剧》《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与斯蒂芬·沃尔特合著）《常规威慑论》等。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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