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全球抗疫还将有第三阶段”，此时回顾中国国内抗疫的相对成功，反思对国际环境、外交策略、百年未有变局的把握，更有现实意义和前瞻眼光。日前，文汇报记者李念就诸多热点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他主张，中国要把这次全球抗疫看成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学会适应和引领的一个长期过程。

“百年未有变局”中，中国只是诸多要素中的一环，不要说得太满

文汇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大论断，至今快两年了。原话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学者们纷纷做了丰富的阐释。这次疫情发生后，是否增添了新注脚？

王逸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各类阐释中很多富有建设性，但有一种说法值得警惕。它的大体意思是这个变化是新世纪以来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始于中国，以中国取代美国为终”，尤其这次防疫中，中国取得了相对成功，无形中加剧了这种看法，进一步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中国做法可能会有一种全球的辐射效应、传感效应、传导效应或者说示范效应，“我们是各国榜样”等想法。要避免这种狭隘的认识。

我认为，从百年历史来看，不同板块、不同要素都有它自己的贡献。比如，一战后出现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民族解放使一些中小国家获得主权，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十四点”建立了国联；二战后联合国建立，各类国际组织应声而起，其重要性逐渐显现，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开始新生、崛起；1990年代两极格局终结；新世纪后，金砖国家崛起。其中，两次世界大战是“百年”的枢纽。而中国崛起只是这个长百年中的一部分，中国发挥的作用只是诸多作用中的一种。

这次疫情发生后，在国际社会部分国家及民众的认知中，对中国的作用出现了负面理解；而美国无力担当领导，使得全球抗疫还会有“加时赛”的考验。

对中国而言，战略机遇期的外部环境变得严峻，从近代史上来看，中国安安静静搞发展的时间并不长，我们要谨防因为战略误判而丢失了这样一种来之不易的发展环境，欲速则不达而引发某种停滞或倒退。

2020年1月4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做客第142期文汇讲堂（袁婧摄）

美国在抗疫中丢失了以往的“灯塔效应”，但是否一蹶不振还待观察

文汇报：这次疫情是否会使国际秩序的重组思考和实践出现分水岭？以世卫组织为例，美国政府停止缴费，盖茨个人表示将捐赠1.5亿，而中国除足额缴费外，还两次先后捐赠了共计5000万美元以支持世卫组织领导全球抗疫，国际秩序是否会有新的权力转移？

王逸舟：在全球抗疫中，西方这个概念在“褪色”，美国逐步失去了灯塔效应和领先者地位。此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格局中的主导力量，在抗击埃博莱病毒期间，美国充当了多边协调者、组织者的角色，积极与世卫组织合作，起到了主导作用；随后在北极保护、气候变化等诸多国际事务中，奥巴马总统都扮演了牵头角色。但到了特朗普，是国家有能力但无意愿。以前我们认为美国的科研力量出色，但这次因为不重视，在疫苗研制上，至多算第一梯队，中国和德国在疫情应对、疫苗研发、信息传递上的进取位置，反衬了美国的糟糕；而在国际领导力、国际协调和多边应对上，美国手忙脚乱，指挥不力，是“跛脚鸭”。提出软实力的美国著名国际学者约瑟夫·奈撰文批评特朗普是他服务过的美国六位总统中表现最差的。

但是，我们也要记住，美国的霸权并不会很快衰退。从过去一个世纪的表现来看，美国民族在政治上如果犯了错误带来重大灾难时，会激发整个民族的潜力，又化险为夷，危中取胜。一战、二战、美苏争霸、9·11、2008年金融危机等都有迹可循。何况党派选举更迭可能带来不同后果。

中国制度在组织动员上有独特的优势，但最初地方政府的应对不力也是须承认的缺点，在外部世界有被放大的效应，国内民众对国际社会的固化偏见的估计还很不充分，有不少国家甚至将我们的医疗援助看成是一种“补偿”，因此，对这个形势要有充分的预期和长期准备，一定要在审视自我中学会成长。

国际秩序的重组取决于是否有大国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当前，国际事务无人牵头时，中国如何来做？从历史来看，一定是能够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能赢得更多话语权。中国自疫情发生后，一直紧密地支持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一个专业的国际组织，而并非单打独斗，我们的国民也要有这种意识，这样的做法是很明智的。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中国行动有助于控制新冠病毒向其他国家传播。（图源：央视新闻）

自从疫情发生后，中国的外交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努力抗疫博得国际社会同情，彼时全球确诊人数不过20余万；第二阶段是在国内疫情稳定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帮助国际社会。此间确诊人数从几十万陡增至300万（截止4月28日）。我相信一定还会有第三阶段，那就是某些落后地区如南亚贫民窟、非洲几亿人的可能感染，就会出现粮荒、抢劫、地方军阀混战等“黑天鹅”，在发达国家，新旧力量博弈加剧，经济从失业、企业倒闭、整体衰退进一步滑向萧条边缘，原有金融体系也会出现危机。中国一定要善于从危中寻机，提供诸如“一带一路”建设、疫苗、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国际社会协调等公共产品。同时要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非常规时期的一些强力措施带有特殊性，要有退出机制，要服务于复兴的民族大业，眼光要看得更长远。

比较各国防疫效果，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合力，单一的意识形态标准不足信

另外，在疫情这样一个“非结构性”危机到来之际，对全球各国防疫的评估切忌用简单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或东西方差异来衡量全部。防疫效果取决于多种力量，首先是大家普遍在谈论的“强政府”和“弱政府”，东方国家的儒家文化导致自律性高，集体意识强，而西方国家个人主义至上和浪漫文化，这些都有一定道理；其次还要考虑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社区体系和管理因素。比如德国的控制就可圈可点，虽然感染人数也超过了十五万，但死亡率只有3.87%，比起美国的5.76%，中国的5.50%，甚至和意大利的13.57%、英国的13.45%及法国的18.75%（全球最高）相比，是非常突出的。第三个尺度是领导人的国际视野和领导力。同样是大国，有的采取了多边、合作、推动协调方式，有的大国虽然资源很多，但采取了孤立主义、以邻为壑、推卸责任的做法。事务的最终作用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是多种动力的一个合力，非单一因素所致。

全球重点国家疫情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30日9：00），法国病死率最高。（图源：丁香医生）

从亚洲金融危机等历史危机处理来看，有“共同体意识”往往优先取胜

文汇报：疫情发生后，本已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甚至中国都有所加剧，这会给国内政治国际局势带来怎样变化？

王逸舟：国际政治中有三种文化：狼文化、竞合关系，共同体意识，这些力量在不同阶段一直并存着，有着不同的价值，也有着相互的制衡作用。

狼文化讲究非此即彼的斗争，比如目前的美国强调“美国优先”，包括“疫情+大选”下种种推卸责任、污名化的表现，特朗普还在国内获得了很高的民意支持，洋洋得意。但这只能是“一时间得了便宜，更长段地丧失了世界领导力”；而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我们却看到了很可喜的迹象，即抛却历史芥蒂，联合抗疫的“共同体意识”。不久前召开的“10+3”会议上，东盟和中日韩联手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的总理未雨绸缪，提出了地区金融安排以防患于未然。

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来看，当时，印尼、泰国等很慌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就整体接管泰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地区国家进行了协商，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通过IMF给印尼、泰国等予以援助。中国做了善事，对地区经济安全作出了贡献，给邻国以“老大哥”形象，自己国民的国际意识海外收益也相应增强。

回顾历史，欧洲国家从“煤钢联营”到欧洲一体化和成立欧盟，发行欧元，也是经历了“大浪淘沙”的阶段。如今，英国正在“脱欧”程序中，德国在此次抗疫中，起到了一定的“稳定锚”作用，相信，欧盟国家会对区域合作会作出更多的反思、有一个再出发。

对中国而言，国家领导人一直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但国内一些自媒体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对于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要警惕，中国尚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脱贫问题还任重道远，加上近年来的经济转型期叠加疫情打击，我们一方面要正视产业链断裂等现实困境做好贸易等的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仍需要继续推进全球化、实现深度开放与合作。

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此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图源：新华社)

对极端、矛盾声音，中国要有社会包容度，学者媒体官员形成引导合力

文汇报：中国外交在向内向外推进时，这次哪几股力量在发生变化？哪些值得反思？

王逸舟：在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初始阶段，个人和组织乃至国家都会进入“应激性创伤阶段”，此时国内会有各种声音发出，这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大的战争或事件后，社会都会出现撕裂、矛盾、极端的声音。回顾历史，新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等大灾难，但我们都能熬过来，因此，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关键是保持好改革开放心态、坚韧前行。对内而言，社会要有包容力量。一方面要有同理心，安抚疏导经历了这场大灾难的人群，我作为武汉出生长大的人，深知当地人遭遇的身心创伤，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学者和学科任重道远，要发挥积极的力量去安抚疏导；另一方面，最值得做的是，媒体、知识学者、领导人要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形成合力，引导社会健康成长，教育民众理性识别大局，推进健康成长。

与国际恶势力的斗争中，既要利用国际舞台发声，也要建设国内制度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一部分是面对国内民众，另一部分要面对海外的各种力量。

面对国际社会中某些力量炮制的“病毒起源论”“疫情责任论”“赔偿论”，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是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大势所导致。4月8日，国家领导人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借此外部压力修正和优化国内种种安排。

举例来说，随着疫情的发生，把我国的对外援助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如何在援助事业中做到具有规划而可控，做到向国际国内民众透明化，这是我们可以着手提升的。对于援助的规模可以听取各方声音集思广益；对于数据，可以通过两会、主流媒体公布，并进行溯源。在美国和日本，国际援助项目都是可查可溯，我们能否也出版“国际援助白皮书”，这样也可以有效地杜绝某些“阴谋论”和谣言，同时也能协调好援助常规化和应急性之间的平衡，避免极端事态出现。

4月29日，中国政府援助匈牙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物资顺利运抵布达佩斯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图源：央视新闻）

对于种种“阴谋论”我们要斗争，这是与国际恶势力的较量，但是一定要注意利用国际舞台的多边声音发出，而非仅仅国内一已之力，提防陷入“他毁谤我，我也以恶报恶”的“撞击式反应”，这在各国都有这种倾向，我们要有大国的气度。以新加坡为例，在早期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形成过程中，就表现得很智慧，她很擅长和很多国家去协调，不管是拉美的一些中小国家，还是一些小岛国，包括去游说大国；再比如瑞士，很多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包括像达沃斯论坛等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常常四两拨千斤；德国这次面对疫情的有条不紊以及推动欧洲再出发的举措等等，都值得我们细细揣摩、借鉴。

我们要把这次抗疫看成一个广义上中国参与世界、深入参与国际协调，深化改革提升国力、更好学习适应和引领全球发展的过程。

作者：王逸舟 李念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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