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革命》，顾红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导读】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在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之际的纪念有着新时代的特别意义。沿着辛亥先贤之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正带领着人民走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之路上。这些成果的取得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善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无关系，而修养也是一种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顾红亮爬梳1921年至1978年文献，集中研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修养革命”、“善于化修养为革命”的认知和实践。讲堂今日摘编其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修养》中有关纪律修养一节，不仅提供了扎实的理论论述，也为凡人获得修养提供了可为之道，其中的论述对于我们在民族复兴之路上诸多奋斗不无启发。

【正文摘编】

批评是对错误的批评，所批评的很多错误是由不严格执行纪律或违反纪律产生的。因此，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修养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要把握批评错误的修养作用，另一方面是要提高纪律修养，避免犯错。对纪律修养的讨论，构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修养论的内容。

本篇想从修养论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纪律思想，把遵守纪律看作有修养的表现。

纪律与纪律性有何不同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多次使用过“纪律”和“纪律性”两个术语。两者略有不同，对于遵守纪律的主体来说，纪律性通常表现为该主体有用纪律来规范自己行为的意识、品质和精神。在通常情况下，有修养的主体，纪律性强，有良好的遵纪守纪的意识、精神和能力。

*1948年前后，革命转向夺取全国胜利，纪律性话题被特别提出

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毛泽东指出，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有两种具体表现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革命形势发生变化，过去，军队在各地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环境之下，拥有较大的自治权，现在，出现多个大片的解放区，此时，必须强调全党集中统一领导，调整管理格局和领导方式，确保夺取全国的胜利。

因此，增强纪律性，加强纪律建设，被认为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因此，在１９４８年前后，纪律性话题受到特别关注。

1948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经谈到无纪律状态的严重性：“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年5月25日）中，他指出，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有两种具体表现：“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他对此甚为忧虑，由此提出增强纪律性的想法，加强遵纪修养。

“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克服无纪律的危险现象。

1948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接着毛泽东的思路，也谈纪律性问题。加强纪律性，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有了这样的干部，党的政策和纪律就能得到认真的执行。二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

从认识论上看，经验主义是无纪律状态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斗争的环境下，各个地方独立发展，各有特点，形成一定的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习惯。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军总部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7年10月10日），统一纪律要求。同一天，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对外公布。其中说：“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这个宣言提出提高纪律性要求，这是对全军上下提出遵纪要求，正好呼应了同一天颁布的纪律训令。

*纪律修养，是和批评与自我评价，党内团结同样重要的修养

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中提到“要有党内团结、党内斗争与纪律上的修养”

纪律性和纪律修养概念密切相关。

在通常情况下，纪律性是加强纪律修养的结果。纪律修养概念早在1939年就已提出。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中提到“要有党内团结、党内斗争与纪律上的修养”。1949年的版本延续了这个表述，未作改动。在1962年版本中，此句修改为：“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1941年，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演讲《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该演讲稿使用“纪律上的修养”概念。纪律修养是对“遵守纪律的修养”“纪律上的修养”的简洁表述。

从修养论的角度看，区分纪律和纪律性，突出了纪律的修养意义。

加强纪律教育，提高纪律意识

如何提高主体的纪律性呢？第一个主要方法是加强纪律教育。

*第一个党章到《中央关于增加党性的决定》，都将纪律教育作为党性修养

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党章，其中第四章为“纪律”，占9条。“纪律”章第18条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第２３条规定：“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产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党章纲纪严明，纪律严格。这些纪律规定构筑起完善的党纪法规体系。知晓和忠实履行这些纪律规定，成为党员的基本素养。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决定提出6条增强党性的办法。 其中第4条涉及纪律教育。“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这个决定把纪律教育当作全党要抓的一件大事，是党性修养的主要方法。

*从赴延安学生和知识分子到打仗官兵都需要通过教育使之走向成功

毛泽东就整风问题与中共高级干部谈话

美国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在谈到延安整风运动时说：“学生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反日力量，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为称职。如果要成为有用的干部，这些人要被教以党的纪律。”

每天提醒部队士兵遵守纪律，说明纪律教育已经日常化，成为部队训练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注意加强部队纪律教育》（1946年7月12日）中说：“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纪律教育是成功行动的保障。

*锦州苹果丰收，但没有一个战士会去吃，因为他们把纪律内化于心

在《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中，毛泽东讲了辽西战役战士一个都不去拿苹果的故事

纪律是外在的，只有内化为主体的自觉意识，纪律才成为主体修养的一部分。此时，主体遵守纪律，就不是出于外在的命令，而是遵从内心的指示。在《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6年11月15日）中，毛泽东讲了一个故事：“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 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

从修养的角度看，解放军战士是有修养的主体，他们对纪律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纪律。

*主体对纪律有理性认知和创造性把握，才会做到不盲目服从纪律

刘少奇在《论党》（1945年5月14日）中有类似的观点。“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遵守纪律的过程伴随着对纪律的自觉把握，伴随着主体创造精神的展开。这个过程也就是纪律修养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

刘少奇在《论党》中说：“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服从组织纪律可以有自觉地服从和盲目地服从两种情况。在纪律教育作用下，主体对于纪律有理性的认知和创造性的把握，就可以做到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服从纪律。

树立遵纪模范，惩处违纪行为

第二个主要方法是惩处违纪行为。

*黄克功因逼婚被判死刑，高家堡没收敌军官佐家属财产受到处罚

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左）因对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右）逼婚不成，枪杀了后者，事后他被判死刑

一个影响较大的违纪案例是黄克功案。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的女学生逼婚不成，枪杀了女学生。经过审判，被处以死刑。黄克功案的审判，维护了党的纪律权威，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另一个典型的违纪案例是高家堡事件。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在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高家堡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例如，没收敌军大部官佐以致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等。这个违纪现象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就此报告写下批语：“……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及纪律教育。”

*对某条纪律的意见未被采纳时，最能体现此人是否有纪律修养

在纪律执行上，刘少奇提出一个命题：“不要关于纪律的空谈”。党的纪律对所有党员是一致的，一视同仁的。差别在于各人纪律修养的不同，对于纪律的执行有不同的理解和体悟。

当某条纪律被通过，要求全面执行，而自己关于这条纪律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纪律修养的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纪律修养好的人会全面执行纪律，保留自己的意见。缺乏纪律修养的人会找种种借口不执行纪律，以为纪律是给别人立的，自己有不同意见可以例外，或者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执行自己认为可以执行的纪律，执行按自己理解的纪律条款。这是在给执行纪律讨价还价。这类人的纪律修养很不到位。

刘少奇在《民主集中制未被正确实施》（1936年11月27日）中说：“一切问题在政治上原则上用说服的办法来解决，不到最后不要用纪律的惩办来解决。”虽然纪律是一个有效的“武器”，运用纪律制裁，起惩戒、警示的作用，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仍然要慎用这个“武器”。

反对自由主义，强化纪律要求

第三个主要方法是反对自由主义错误思想。

*遵守纪律被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原因之一，党员干部的要求之一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到，经过28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到，从1921年到1949年，经过28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这句话强调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有纪律的党，突出了纪律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它是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四个定语之一。

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干部问题，提出四条干部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8月8日的《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引述了这个观点，把这四条标准作为领导干部的要求提出来。其中第四条要求干部严格遵守纪律。

*反对自由主义但不反对自由，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

纪律与自由放任相对立。自由放任、不服从纪律是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毛泽东列举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把“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列为第四种自由主义表现形式。

遵守纪律，反对自由主义，但不是反对自由。 纪律与自由既对立，又统一。就纪律作为外在规则而言，遵守纪律是不自由的。就纪律自觉内化为主体纪律意识，成为主体内在修养，守纪出自自愿，此时遵守纪律是自由的。1940年3月19日，陈云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中说：“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这句话说明纪律和自由是一致的，守纪即为自由。1943年3月10日，他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说：“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

*有质量的民主生活有利于提高纪律修养水平，群众运动也需要纪律

遵守党的纪律和实行民主是统一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中提醒人们，在党内推行民主生活时，要防止“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在刘少奇看来，实施民主生活，广泛听取群众和普通党员的意见，让党员的创造性迸发出来，“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纪律性”。同样，有质量的民主生活有利于提高纪律修养水平。

不论是贯彻党内民主，还是发起群众运动，都不能抛弃纪律。“没有秩序、没有纪律的群众运动，不算真正的群众运动”。同时要相信“群众自己是能够建立起纪律的”。

理论意义与时代意义

*梁漱溟认为国人普遍缺乏公德，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改变的方法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缺乏公德。

在纪律修养上，老一辈革命家和同时代的思想家可以进行理论的对话。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缺乏公德。“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它包括四点，即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在公共场合，很多中国人的纪律意识较弱。梁漱溟看到了问题所在。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吸取了列宁的铁的纪律的思想，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进一步提出纪律性和纪律修养话题，从讨论建立纪律、维持纪律的外在话题转向讨论遵守纪律的品性和能力的内在话题，注重在修养层面把握纪律性的意义及其对于推进党的建设的价值。老一辈革命家的纪律修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疑具有创新性。

对于培养公德，老一辈革命家又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实践路径，强调纪律习惯的养成要靠实际生活中的训练与执行，有助于克服传统中国人缺乏纪律意识的弊端，增强人们的现代公德意识。

*十九大将纪律建设作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

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纪律修养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他们的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征，继续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加强纪律修养。

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纪律建设和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起来，使之成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就纪律建设的具体内容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列出六种纪律及其工作要求。“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习近平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4年1月14日）中指出：“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纪律不应该是一纸空文，而应该是带电的高压线。用纪律做尺子，规范党员的行为，提高纪律执行力，严肃查处违纪行为，久而久之，党员的纪律修养水平自然而然提高了。

李念编摘自《第五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修养》，金梦亦有贡献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

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实用主义的误读》《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话语》《儒家生活世界》《实用主义的儒化》《论责任》《责任中国》《杜威在华学谱》《修养革命》等。

　　作者：顾红亮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