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历史决议放在一起，从思想史角度洞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视野变迁及历史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后称“第三个决议”）的颁布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第三个决议与1945年颁布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称“第一个决议”）及1981年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称“第二个决议”）一起，共同勾勒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将三个历史决议放在一起，通过思想史的分析方法，可以洞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视野变迁，以视野为坐标，便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做出三个历史决议的具体时刻，所处时空方位的实践语境和对话对象，并尝试分析诞生在具体时空结构中的三个历史决议所能产生的历史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脉络出发，通过全球视野界定三次飞跃的坐标方位，明晰飞跃的历史意义。

对于三个决议，可以采取相同的分析框架展开分析。以决议文本为中心，首先对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基本逻辑进行梳理。随后，我们将聚焦文本的“生产”环节。一个思想文本的诞生，离不开两个潜在的基本环节，一个是促成文本诞生的历史-实践语境，另一个是文本潜在的对话对象。这两个潜在环节与文本本身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的视野特征也将通过对历史-实践语境和对话对象的分析得出结论。通过对文本逻辑、历史-实践语境以及对话对象的分析，决议的历史-思想影响也将得以呈现。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三个决议中都呈现出一种全球性视野——毕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属于全球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入侵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命运与全球范围内的反抗运动休戚相关，既受助于也鼓舞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抗争运动——只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语境下，全球性视野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张放做《中国共产党在三个历史决议中的视野变迁 》主题发言，查建国摄

第一个决议：基于地方实践基础上的全球性视野

第一个“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为思想旗帜和政治特征，并把这个“确立”视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

第一个决议诞生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通过与错误路线的不懈斗争，已经形成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步入正轨。共产党人深信，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党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一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历史发展轨迹最终证明了这一判断。

第一个决议的文本内容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首先，对1921年至1927年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简单梳理；随后对1927年至遵义会议期间的“左”、右倾路线的种种表现进行了陈述，列出诸多危害以及对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接着，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层面对各次“左”倾路线进行批判，并从历史根源上对其进行肃清；最后，通过对比，指明毛泽东同志所开辟的革命路线的正确性，进而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奠定基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底气对过往历史进行总结，并笃信革命终将取得胜利，与其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在根据地开辟的革命-生产实践密切相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对农村的深入调查，探寻到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概念和阶级分析方式运用于广袤农村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的打破-重组，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内在地结合起来，以此为基础，中国的革命力量被一种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方式动员、调动起来。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根据地积极探索平等关系的建构，供给制为平等关系的建构带来了可能。党-群众、军-民的平等关系，极大调动了根据地的生产积极性，为中国共产党在内围外困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平等的身份、党-民-军所构成的新型社会关系以及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精神，共同塑造了全新的团结的革命主体，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革命胜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主观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

根据地实践为正确革命路线的凝聚汇集了信心，也使第一个决议有勇气面对党内曾经持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所坚持的错误路线，也不仅仅产生于内部语境，而且还明显受到共产国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第一个决议的颁布首先要对持错误路线的同志进行批判，并予以纠正；在此基础上，决议旨在进一步凝聚全体党员思想，形成共识。此外，第一个决议还对国民党制造的种种关于共产党的负面舆论和信息进行了回应，并向全世界关注中共革命的进步力量和反对力量做出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何以成功。

毫无疑问，第一个决议尽管是以根据地的地方性实践为基础产生的，但是它的对话对象具有全球性特征，因此这种视野可以称之为“基于地方实践基础上的全球性视野”。以此视野透视中国革命，事实上形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影响，首先是认识到独立自主对于革命道路的探索具有极为关键性的价值；其次，深刻认识到改变社会关系对于革命道路开拓的独到意义。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思想影响坚定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决心和为世界做出中国贡献的信念。秉持独立自主价值和塑造全新社会关系，使得中国能够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获得民族独立，进而使中共革命具有了超越地区意义之上的全球意义，为其他处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借鉴。以上共同构成了“第一次飞跃”的坐标方位。

第二个决议：基于国家现代化目标追求的全球性视野

第二个“决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方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二个决议诞生之时，中国结束十年动荡不久，重新确立了以现代化为鹄的的发展目标。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将选择何种道路？如何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实践遗产？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性地位？这些问题将构成第二次决议的“元问题”。

第二个决议首先对1921年至1949年的革命历史做出回顾，以彰显中共革命-建设历史的连续性；接着分阶段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十年动荡进行了否定；继而重新界定了“毛泽东思想”，将其视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明确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此次决议承上启下的核心部分；最后，决议指明中国的奋斗方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十年动荡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干部的思想出现了波动，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党员，对中国发展前途产生了种种来自于左和右的疑虑。如何统一党内认识，建立关于发展目标的共识，挖掘支持发展力量的最大公约数，为党的稳定团结打造思想基础，就成为第二个决议旨在解决的重点问题。除了凝聚党内力量，第二个决议还必须回应社会范围内的思想动荡。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动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备了跨越国境的特征，不少民间异端思想恰恰形成于资讯的国际流通。此外，第二个决议还需要向国际舆论界表达出开放的态度和决心，尽可能凭借全球性资源实现现代化发展。

展现 1990 年代「出国热」的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 》剧照

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初做出第二个决议之时，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媒体人以及留学生已经有机会走出国门。此时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高峰，他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现代化的发达成果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通过种种比较，他们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开除球籍”的焦虑。这种焦虑首先是世界性的，横向空间比较的差异如此真实动人；同时，这种焦虑也是历史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历时发展差距让我们产生了追赶的动力。在感性焦虑的基础之上，我们逐渐形成一套世界性-历史性的“落后-先进”叙事结构，将中国之于世界秩序的地位进行重新界定。而此时的“世界秩序”，已经不是充满价值关怀的“三个世界”的秩序界定，而是以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生产第二个决议的历史-实践语境，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全球秩序界定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视野的关键维度。

第二个决议通过全球性视野，将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与全球秩序关联起来，因此这种视野可以称之为“基于国家现代化目标追求的全球性视野”。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中，通过第二个决议明确了以生产力发展为重心的战略目标，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经过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跨越式发展，以资本和市场经济为牵引，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均大幅提升。第二个历史决议，突破了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促使中国进入全球秩序，顺应全球化趋势，拓展了发展空间和可能性，同样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以上共同构成了“新飞跃”的坐标方位。

第三个决议：基于全球发展传统范式危机的全球性视野

第三个《决议》中对百年历史经验分为四个伟大飞跃

第三个决议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经过一百年的艰苦奋斗，如今迎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契机。经过百年的积累沉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稳重，面对机遇能够顺风而上，牢牢把握；面对危机也能够坚定信念，从容应对。第三个决议旨在回答中国共产党的品格如何锻造而成。

作为诞生于百年之际的思想文本，对党的百年历史进行回顾乃是应有之义。为避免与前两个决议的内容重复，第三个决议着重对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要成就进行了总结概括，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探索发展之路的历史意义，即追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实现现代化路径的可能性。决议最后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十个坚持”，可谓承前启后，为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

近日出版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图源：新华社），表明民主有多种形式

与第二个决议相比，产生第三个决议的历史-实践语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米尔斯海默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预示着以美国为单极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随后，大国间的外交逻辑逐渐被单极秩序下的外交逻辑所取代，即以推广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模式开始盛行。这种单极秩序下的外交逻辑伴随着西方以胜利者姿态呈现出的一种以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普遍性乐观主义。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外交实践，这种试图用单一价值消解多元历史的尝试终以失败而告终，自由主义发展范式的普遍性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秩序呈现出了诸多极端趋势，全球范围内的共识正在迅速坍塌。在资本利益的推动下，全球性的利益差序和贫富不均却在为资本的发展敲响警钟，这不啻为一种历史的反讽。在这一语境下，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众多问题，不管是社会问题还是精神-文化问题，也都具有了全球性特征，离开全球视野很难准确定位病灶。

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危机下，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不畏挑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第三个决议旨在通过对这些成就的系统性梳理，结合百年党史总结，教育、团结全体党员，纠正党内诸多在全球化时代发生的错误理念和实践，统一认识，坚持“四个自信”。与此同时，第三个决议还要对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受到海外影响的错误思潮做出回应，凝聚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第三个决议事实上进行了形成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探索，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话语表达针对性地回应国际舆论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诸多不确定性争论。

12月4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承办“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贡献——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研讨会”

第三个决议诞生的历史-实践语境和对话对象都具有明确的全球性特征，在基于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基础之上的一元发展模式式微的情况下，决议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思考全球未来秩序的问题。很明显，这种新全球秩序的基础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这直接呼应了毛泽东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中国共产党在第三个决议中的视野可以称之为“基于全球发展传统范式危机的全球性视野”。以此视野促成的新飞跃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贯通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更加温情理性地对待各个阶段的思想-实践资源，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增加自信，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进而为建立在多元发展模式之上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良性世界秩序做出新贡献。

（作者于12月4日“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贡献——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上发言）

    作者： 张放（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编辑：钱亦琛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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