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培民教授获2020年“史嘉林图书奖”
【导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史嘉林图书奖”被誉为“语言文字学界的奥斯卡”。2020年，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倪培民的《论语》新译本（2017年出版，美国）喜获此殊荣。该书一经面世，其厚实的译介功底和独特的“功夫”路径获得学界一众好评，被誉为迄今为止英文世界最为详尽的《论语》译注本，“是目前中西方学界最忠诚最准确的现代译本”。
倪培民教授是讲堂嘉宾，曾任夏威夷大学和香港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纽约全球学术出版社《中外比较哲学丛书》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近代欧洲哲学、因果关系哲学，尤其专注于儒家功夫哲学。
讲堂曾在今年2月书摘过倪培民教授的《孔子》一书，也曾刊发过《论语》新译本的英文序的译文（作者本人翻译）。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今刊发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教授陶友兰对倪培民教授的访谈，访谈就该译本的缘起及其“功夫”路径、读者关照、翻译效果以及文化传播理念等方面，再现译者的译路历程。
期待这本著作早日有中译本。
倪培民接受陶友兰访问
重译《论语》主要为课堂教学，同时纠偏文化差异
陶友兰（下文简称“陶”）：倪老师，您好！我一直关注《论语》在美国学界的传播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论语》海外英译已有40多部全译本，您重译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倪培民（下文简称“倪”）：是的，此前已经有许多《论语》的英译本，而且有些译本相当不错。我之所以不揣冒昧重译《论语》，既是为了自己深入研读，也是为了服务课堂教学。我经常要求我的美国学生读《论语》，但由于译本较多，它们各有优点，同时又多少都有些缺憾，所以我往往需要在推荐的时候有所保留。这对学生，尤其是本科生，造成一定的困惑。所以最后我就以自己的研读和备课笔记为基础，集长补短地形成了一个新的译注本，希望在前人基础上尽可能做得更完善一点。
陶：您所说的缺憾，主要是指对原文理解偏差，还是翻译时词不达意？
倪：应该说都有。其它还有就是对文化的差异不够敏感。比如一个常见的缺憾是几乎所有的译本都对古人称谓进行了简单化处理，把名、字、号笼统换成了统一的称谓。但中国传统中不同的称谓包含了丰富的礼仪文化信息和人际的关系，这对儒家尤其重要。所以我在翻译时，就保留了书中的原有称谓，然后加上括号进行解释，以方便理解。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随意混淆翻译和诠释的界限。比如“千乘之国”，西蒙 ·利斯（Simon Leys）译成middle-sized country（中等大小的国家），这是在诠释，不是翻译。翻译应该尽量靠近原文。这样的例子很多。当涉及一句原文允许有不同解读的时候，翻译和诠释不分就会造成译者将自己的解读强加给读者、从而遮蔽其它解读的弊病。
倪培民在中国介绍自己的译本
陶：您翻译时，最想解决什么问题？
倪：主要就是纠正谬误和尽量区分翻译和诠释这两个问题。为此，我在译文中尽可能保存原文故有的含糊性，然后在注释中说明有哪些可能的理解，并说明我自己的倾向性。有一位匿名审稿的学者评价说，我这个译本成功地做到了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平衡：它既提供了某种独特的解读，同时又允许其它不同的可能解读；既提供了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不在译文里随意添加解释性的词语，又（通过诠释等辅助文字）提供了高度的可读性。
倪培民介绍威利的《论语》译本（左图），中为西蒙·利斯版本，右为刘殿爵译本
交付译稿前，在课堂上试用几学期求反馈
陶：您一直把读者放在中心地位，您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反馈的？
倪：在将译稿交付出版社之前，我在自己的课上试用了几个学期。每当发现学生理解上有困难的地方和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就进行修订和补充。我还请同样是在美国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王怀聿教授在他的班上试用我的译稿。他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反馈意见。这对此书的完善很有帮助。
陶：以前的译本对您有启发吗？
倪：当然。以前的许多译本都有不少优点。在我完成自己的译本之前，我在课堂上用过好几个其它的版本，如刘殿爵的、黄继忠的、森舸澜（Slingerland）的，还有安乐哲与罗思文的，从它们那里我得到很多启发和帮助。尤其是在语言层面，在我自己翻译的过程中牵涉到词语的选择时，先前的英语版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陶：您选择注疏时主要采用哪些版本？
倪：我参考最多的当然还是朱熹、皇侃、何晏等主要的注疏，但我尽量不受这些主流注疏的局限。对其它注疏，只要有启发意义的，我也会采纳。同时，我还比较注意选择反映时代变化的解读，如康有为和李泽厚的解读往往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回应，很有意思。除此之外，我也参考了部分日本、韩国学者的注疏和当代中外学术研究的成果。
“指向月亮的手指”，尽量指向真实的《论语》
倪培民在上海文庙为他的美国学生讲解《论语》
陶：您说过，这个译本是指向《论语》这一“月亮”的“手指”，请问如何理解？
倪：这是借用佛教禅宗的一个表述。我力求让自己的译本像“手指”一样指向真实的“月亮”，即《论语》，但不至于让读者误以为我的译注就是《论语》本身。我希望邀请读者和我一道与文本互动，从而拓宽自我，使《论语》这一“月亮”在今天继续展现其新的意义。
陶：您这比喻很形象。在提供最合适的阅读和分析中，您怎样做到优雅和忠实兼顾呢？
倪：这确实很难。我同意刘殿爵的观点，他说过，当优雅和忠实不可兼顾的时候，他会让位给忠实。但如果直译的话，译出来的英文句子肯定会非常别扭，甚至完全不通。所以各种《论语》译本都或多或少地为了照顾句子的顺畅而掺入译者的解读。遇到这种情况时，我的办法就是在注释里解释一下，并交待一下其他可能的不同解读。也就是说，通过注释让读者知道我作为译者的存在和原文本身的可能性。
“厚翻译”是为提供相关知识，翻译则保持原文
陶：在翻译领域，将译文中添加注释称为Thick Translation（“厚翻译”）。在您看来，添加多少注释比较合适？
倪：这确实是个问题。我这本书有500多页，可以算是“厚翻译”。我最初并没有想做得这么“厚”，后来主要是想兼顾一般读者和专业学者的需要，为读者多提供一些相关知识，才越写越多。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会做一个简略版。但目前的版本其实对于专业学者来说，还是不够详尽的，只是在此基础上，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引申出去，继续查找相关文献，不可能要求一本译注包罗万象。
陶：对有些特别难以把握的语句，您的处理原则是什么？比如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您是怎么译的？
倪：我的原则是在翻译中尽量保持原文的状态，然后在注释部分说明哪一种解读较有说服力。您提到的“觚不觚，觚哉！觚哉！”这句话，我在课堂上讲过这个例子。学生一开始看不懂，我就把几个译本比较后再给学生解释我为什么译为“A gu is no longer like a gu. Oh, gu! Oh, gu!”。以前译本有的译成了断论（a gu indeed!），有的译成了疑问（is it really a gu?）,还有的译成了赞叹（what a gu!）。实际上，是孔子针对当时“觚不觚”所代表的礼崩乐坏的状况，发出由衷的悲叹（见书中184页）。
“觚不觚，觚哉！觚哉！”的翻译和注解
《论语》与西方哲学著作差异正可形成互补
陶：您从哲学角度看，《论语》和西方哲学著作有什么不同？
倪：《论语》和西方一般理解当中的哲学著作很不一样。从形式而言，西方哲学一般是通过定义、论证，然后得出结论的理论思辨，而《论语》中没有定义也没有论证，它基本上是一个个格言式的论断。但这其实是与其内容上的特点有关。西方哲学著作总体是追求对宇宙和人生的知识性的理解，而《论语》包含的是一个生活之道的体系，是有关怎样做人的教导。但正因为这种总体上的区别，它们又可以互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解决当代的生活和社会问题，把目光投向了《论语》，发掘其中的智慧和普适性的价值，发现它是一个丰厚的思想资源。我们也有必要对《论语》的智慧作哲学的理论思辨。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译本取名为“论语理解”(Understand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的原因。
陶：您翻译时更多偏向哲学性，还是实用性？
倪：哲学性跟实用性之间具有一种张力，在本质上两者应该是不矛盾的。任何有意义的哲学思想都会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完全脱离生活的哲学是没有意义的。但要区分真正的实践智慧与肤浅的心灵鸡汤，又需要从哲学的高度去进行思考和解读。这也就是我一直在做的“儒家功夫哲学”。
2017年11月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倪译《论语》专题研讨会
从“功夫”解读儒家哲学，引发西方世界诸多共鸣
陶：您的“功夫哲学”很新颖。您是如何想到从“功夫”视角来理解儒学的？
倪：说起来有点偶然。我有位哥哥以前身体很不好，通过跟随一位老师练气功恢复了健康。那位老师在讲授气功时，经常引用孔子、老子等古代思想家的话，来说明功夫修炼“万法归宗，以德为本”。这对我启发很大。以前只以为那些思想是观点，是洞见，或许还是规范，没想到还能理解为是“功法”。于是我就比较系统地从“功夫”层面去思考和理解儒家思想，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就像一束光穿透一个水晶体，一下子突然变得明朗通透，连周围的事物看起来也更清晰了。
陶：什么是从“功夫”视角解读儒家哲学？
倪：概括地说，从“功夫”角度解读儒家哲学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把儒家学说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法指导，而不是描述世界的理论系统。其次，这些指导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艺术人生的境界，而不仅仅是对人生做出道德规范。第三，儒家经典中的许多言语需要从语用的角度去解读，而不是只看字面的意思。最后，儒家经典的某些内容必须通过修身实践才能充分理解，而不是光凭头脑去思考。
倪培民在复旦大学介绍交流其译注《论语》的心得
陶：“功夫”视角确实很有意思，您觉得英文读者能够领会吗？
倪：完全可以，因为功夫不仅仅是指那些神秘高深的本领，它也在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每个人都有的生活经验。2010年《纽约时报》“哲人之石”专栏的编辑邀请我撰文介绍中国哲学，我就从功夫角度去勾勒了儒道佛三家与西方主流哲学的不同特点。此文发表后引起世界各地大量读者的共鸣。当然，要使英文读者能够理解像《论语》这样的儒家典籍，还是需要一些引导。除了我的《论语》译本，我还写了本辅助读本，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Way of Gongfu（中文版标题为《孔子：人能弘道》）。此书反响也不错。如果跟《论语》结合起来读，就会理解得更透彻些。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Way of Gongfu （中文版标题为《孔子：人能弘道》）
为帮助读者理解：提供长篇导言、注释、索引，琢磨语言等
陶：您为了更多读者理解《论语》，在翻译过程中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倪：确实想了很多办法。例如，我在译本正文前加了很长的导言，提供整体的背景知识，书中有四十多页是对27个关键词作专文解释，加上在每段原文和译文后面提供注释，辅之以交叉引用索引、中英文参考文献等。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个辅助读本里，我还穿插了不少小故事，引用了一些跟现实生活比较贴近的例子，并将儒家的价值与当代西方主流价值观进行了对比，让读者感觉2500年前古书上所说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有指导价值。
陶：为明确的读者群译书，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您是如何把握读者的阅读期待，满足他们的口味的？
倪：我觉得不用刻意迎合，重要的是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有效的交流方式，把原汁原味的东西给他们，这样效果比较好。
倪培民在中国人民大学介绍交流其译注《论语》的心得
陶：怎样才能做到这点？
倪：必须下功夫去了解读者。我1985年来美国，至今已有30多年，与美国学生成年累月地接触下来，才比较熟悉了他们能听懂什么语言，知道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更有效。在翻译时，我常提醒自己，没有受过哲学专业训练的读者是否能读得懂。译完初稿以后，我曾邀请一位美国哲学教授和一位历史系华人教授帮我审读，我们三个人每周用两个小时逐段讨论。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修改意见，特别有价值。那位美国教授对语言的细微差别很敏感，对词语在英文读者心目中会引发的具体反映有一种直觉。经过与他们一起仔细推敲，书稿的质量有明显的提高。
陶：真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典籍翻译可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双语肯定都要过关，并且最好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熟悉读者的需求，然后再去力求忠实的翻译。除此以外，典籍翻译对译者还有什么要求？
倪：我觉得还需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够草率地仅仅为了出学术成果而出书，要带着责任心和使命感去做。
获奖是意外，安靖如教授评价把《论语》当作活文本
陶：是的。您的译本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倪：说到影响我其实并不是太清楚。个别的收到过一些学者的反馈，还是很令人鼓舞的。
201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杜维明教授作为研究儒学的知名专家，在其主题发言中引用《论语》时，用了我的译文。这是一种认可。
杜维明教授2018年8月在世界哲学大会上作主题报告，引用了《论语》新译里翻译
令我欣慰的还有此译著获得了2020年“史嘉林图书奖”。这对我完全是个意外，因为我没有报送过。由于这个奖不是来自我本行的哲学界，所以收到获奖通知我也没有太当回事，甚至都没有去西雅图的颁奖典礼上领奖。后来听语言学界的一位朋友说，颁奖的“当代语言学会”（MLA）是美国最大的学术组织，也是制定语言出版界规则的权威机构，它所颁发的图书奖有语言文字学界的奥斯卡之称，才意识到它的分量。这个图书奖的颁奖词将拙著称为“丰碑式的”monumental 著作，既让我感到荣幸，也有点惶恐。换做“里程碑”milestone也许更合适一些 ——它是标志历程的一块石头，绝不是终点。
如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教授所说，我是把《论语》当作一个活的文本，它在延续了两千年的注释传统和译介过程中持续地展现它的意义。我是通过自己的译注，邀请今天的读者参与，与这个经典文本继续对话。
倪培民《论语》英译本获得2020年“史嘉林图书奖”的颁奖词
有效传播中国文化，要对西方接受态度有透彻了解
陶：您的新译本得到学界认同，有效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请问，在您看来，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最需要注意的有哪些事项？
倪：我觉得要有效传播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要让异域的读者切实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实际意义和价值。这首先要求传播者自身对中国文化有切实的认识。其次是对异域的文化也要有了解和尊重。两者缺一不可。目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在这两方面都还有相当的进步空间，而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也更多的是在政治正确、文化多元的原则下的接纳包容，总体上还远远没有达到是看到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而觉得需要学习中国文化。
陶：海外华人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海外当地“意见领袖”的支持，对中华文化传播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
倪：海外华人有丰富的异域生活经历，熟悉本地文化，可以在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当地“意见领袖”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也很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当地居民的价值取向，他们对接受外来文化、实现跨文化传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陶：感谢有你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也感谢您带来的《论语》新译本。祝愿您未来为中国哲学对外传播做出更大贡献。
倪：谢谢！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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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友兰 倪培民
编辑：钱亦琛 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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