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文汇报》2021年12月26日第六版《读书》，题目为《何种确定性？》
【导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九月底所赐的“何种确定性？”一文是文汇讲堂所约的第七篇“回望经典”，昨天（12月26日）刊发在文汇报《读书》版上，和孙向晨、童世骏、张宇燕、季卫东、王博、张军六位学界领军人物的六篇大作（见文末链接）一道构成了2021年“回望经典”的丰富谱系，涉及哲学、经济、法律、文化诸多领域。在此一并感谢讲堂七位嘉宾的精神分享。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关键在于 ，她不受时代的限制，其思想的深刻性、穿越性，在新的时代里依然有强烈的生命力。并且，会因为后来者的开放性解读而愈发散发出智慧之光。
《确定性的寻求：一种知行关系的研究》是杜威在1929年4月至5月于爱丁堡大学所作的吉福特讲座为基础而成的著作，该讲座规定，演讲人必须是“真理的挚爱者和探索者”。著作出版后，被冠之以“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杜威被誉为“科学方法的哲学家”，此书迅速获得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被奉为经典。
郁振华教授的书评，以凝炼的语言、深邃的洞察力，评析了两千年西方哲学史的革命性转折，既指出了哲学自身的革命，也延展出这种“实验探究”的方法对当下和未来时代的意义，彰显了思想和理论的力量。
讲堂所约的今年第一篇《读书》版面稿件是国际问题专家冯绍雷的《旧世界已在老去，新世界尚在构建中》，那是对2020年的总结。而郁振华的这篇“何种确定性？”就是一种明确的回答——“以务实进取的精神，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继而在新的不确定性中继续寻求相对确定性。”这是一百年前杜威博士的答案 ，也是当下我们时代新的“知行合一”。
谨以此智慧和思想之文，献给四天后到来的2022年，献给不断探究中的你我，和走在复兴路上的祖国。（讲堂主编李念）
1929年，约翰·杜威出版了《确定性的寻求》，1966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2004年公开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从《杜威全集》中选出后再次出版，傅统先译，童世骏校，系“杜威著作精选”系列，主编为刘放桐、陈亚军，责编为朱华华。
哲学著作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值得重视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道：“求知是人的本性。”对此，他指出，我们喜爱感觉便是一种明证，而在各种感觉中，我们特别倚重视觉。就这么看似平常的一番话，引出了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沉思传统。秉持视觉隐喻（认知的本质是观看），推崇静观/沉思的生活，是这一传统的基本特征。在古希腊，只有哲学家才能过上这种清风明月般的生活，因为他们远离尘嚣，拥有闲暇，《形而上学》便是亚里士多德沉思存在之所得。
两千多年之后，杜威出版了《确定性的寻求》（1929）。打开此书，劈面而来的是：“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在新冠疫情流行、极端天气频发、国际局势动荡的今天，读到这句话，未免百感交集。杜威所言，与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若合符节。不难想见，由危险和安全的实存紧张所引发的哲思，其指向与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静观/沉思生活，定然迥异其趣。
20世纪，杜威发展了皮尔士思想：以“探究”寻求确定性
在皮尔士（图左）的基础上，杜威（右）对探究作了进一步发挥：“探究就是以受指导的或受控的方式，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统一的情境。”
杜威接着指出，寻求安全有两条途径。途径一：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委顺于支配自己命运的各种力量，籍以获得安全感。途径二：发明各种技艺，通过行动改变世界，利用自然力量为自己构筑安全堡垒。在古代，工具简陋，技艺发展水平低下，通过途径二来寻求安全不太可靠，因此，人们更倾向于途径一。在此方向上产生了希腊的原始宗教和古典哲学，前者主张改变自己的情感，后者主张改变自己的观念。寻求安全的动机，在古典哲学中发展出了“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的思想主题。人们之所以追求确定性，力避不确定性，是因为前者给人安全，后者则带来危险。古典哲学区分了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前者是永恒不变的，后者总在迁流之中。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不确定的，只有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才具有绝对确定性。
在经历了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寻求安全的两种途径之间发生了消长，人们更加信赖途径二：“通过实际控制所获得的安全远较理论上的确定性更为珍贵。”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因缘”，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何理解近代科学的本质，是一个开放问题，几百年来，人们给出了各种解答。杜威将近代科学的本质理解为“实验探究”。培根以来，近代科学的实验面向已广为人知。对探究的强调，是实践（用）主义（pragmatism）的洞见。在该传统中，皮尔士首先强调了探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怀疑是一种不安宁和不满足的状态，信念是一种安宁和满足的状态，要摆脱怀疑而获得信念，就需要一番拼搏，他将这种拼搏称作探究（inquiry）。在皮尔士的基础上，杜威对探究作了进一步发挥：“探究就是以受指导的或受控的方式，将不确定的情境（indeterminate situation）转化为确定的统一的情境（determinately unified one）。”具体而言，探究就是将含糊的、可疑的、矛盾的、失调的情境转化为清楚的、有条理的、安定的、和谐的情境。杜威认为，探究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而且存在于科学研究中，在近代自然科学那里，探究获得了一种典范形态，即实验探究。
杜威提供了认识论版本的“知行合一”论，体现了讲求实际的淑世精神
柏拉图（左）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为求确定性，设定了两个世界；杜威则拒斥两个世界的形而上学，只承认一个现实世界
至此，我们触及了两个确定性概念：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与实验探究致力于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两个确定性概念之间存在多重差异，试简述如下。
一、文字表述。从上文的英文标注可以看出，对于这两个确定性概念，杜威采用了不同的术语：certainty和 determinateness。对应于古典哲学的确定性概念，杜威谈论的是“quest for certainty”（确定性的寻求）。对应于实践（用）主义的确定性概念，杜威关心的是如何将“indeterminate situation”（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determinate situation”（确定的情境）。
二、寻求安全的途径。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由途径一发展而来。古典哲学用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来担保绝对确定性，寻求绝对安全。与此不同，途径二只能提供相对安全。杜威说：“技艺所提供的安全是相对的、永不完全的、冒着陷入逆境的危险的。”相对安全的论旨不仅适用于传统技艺，而且适用于可控实验，后者是前者的提升转化。与此相应，实验探究所能成就的确定性也是相对的。一项探究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其完成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新的不确定情境又会兴起，新的探究又将启动，如此这般，以致无穷。
三、形而上学预设。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以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二分为前提。科学革命拒斥两个世界的形而上学，只承认一个现实世界。古典哲学贬斥变化，近代科学则积极地拥抱变化，并且通过实验主动地引入变化，探索自然的奥秘。致力于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的实验探究活动，就展开于变化的世界之中。
四、知行关系。《确定性的寻求》一书的副标题是：“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在该书中，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这两对概念是替换着使用的。从杜威给悉尼·胡克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曾考虑过另一个副标题：“关于理论和实践之关系的研究”。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在认识论上的后果之一是知行分离：知识/理论和行动/实践分别对应于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两相隔绝。实验探究则以知行合一为基本特征，行动/实践贯穿于整个探究过程：探究从变革环境的外在行动开始；探究受观念的指导，而观念的本性是操作；随着探究的完成，公开、外在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建构了知识对象。如果说王阳明主要在道德领域中阐明了知行合一论，那么杜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论版本的知行合一论。
在给爱丁堡大学秘书弗莱明的电报中，杜威给出的讲演题目是：“停止寻求确定性”。正式出版时，书名定为“确定性的寻求”（左）。此段论述出自2015年1月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杜威全集》第四卷（右），系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组译丛书，此卷由傅统先译，童世骏译校，责编朱华华
对于这两个确定性概念，杜威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拒斥前者，倡导后者，或更准确地说，用后者来取代前者。1929年春，杜威应邀在爱丁堡大学做吉福德讲座，《确定性的寻求》就是在讲演的基础上写成的。在给爱丁堡大学秘书弗莱明的电报中，他给出的讲演题目是：“停止寻求确定性”（Stop the quest for certainty）。后来正式出版时，书名定为“确定性的寻求”。也就是说，杜威将质疑的对象做了书名。
古典哲学通过思辨虚构了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以此来寻求绝对确定性和绝对安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幻相。比较而言，实验探究所追求的相对确定性和相对安全，更为务实，更具进取精神。直面成问题的情境，明确困惑之所在，努力求解，进而改变现实，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这是探究的基本程序。当今人类正处于由新冠病毒、极端天气、国际局势动荡等所引发的不确定情境之中，问题丛生，危机四伏。唯有发扬务实进取的精神，积极探究，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时代困局，赢得转机。这是杜威这部名著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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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郁振华(华东师大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编辑：钱亦琛 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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