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作者：陈红娟，责编：刘英红 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2010起负责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作

【导读】很多人都读过让人心潮澎湃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她是在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过程，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红娟教授在著作《<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中指出，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翻译传播《宣言》是带着“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认知开始的，在此后先进知识分子视野里，更多关注其中的“平等思想”甚至“财产公有”，接着在中国社会实践中才逐步接受了“阶级斗争”等新有词汇，并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融合。

讲堂经其授权，摘编第五章第三节“《宣言》话语中国化的当代启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借鉴。

2018年6月，陈红娟为文汇讲堂《共产党宣言》读书会做专题讲授，该年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此为公众微信号报道截屏

防止主流失语：

马克思主义话语应注重话语权的争夺

话语竞争是话语传播的常态，也是话语实践及其生存的场域，争夺话语权是任何话语都面临的艰巨任务。话语体系建构不能只停留于“说什么”“怎样说”的技巧，更应该注重与同时代异质话语的竞争、话语权的争夺。

不同时代话语竞争所形成的社会场域是不同时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映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矛盾频发导致代表不同利益的话语杂糅并起、繁芜活跃，主流与非主流相互纠缠、积极与消极话语相互砥砺，话语间的争夺此起彼伏，呈现出在共生中竞争的状态。

*话语实践的有效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引领的持续性

《宣言》文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不断被翻译、传播、阅读与阐释，最关键的是在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不断取得成效，这让人们能够将文本与现实建立关联，在实践中不断佐证文本话语，文本话语亦能指导中国实践的发生与发展。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主要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效性，毕竟只有当话语变成实践，话语才能真正彰显出有效性，才能有获取话语领导权的可能。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已然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契合历史与社会发展规律，这构成了该话语成为主流的成本优势，为其参与话语竞争奠定了基础。

但也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被接受、认同与践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那么，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持续获取领导权，话语转变的行动实践就必须不断彰显话语的有效性，尤其是在话语中涉及的许诺、蕴含着人们愿景等关键部分，它们是实现话语能否持续引领的关键。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更富有话语领导权

*凝聚共识，在最大范围内兼顾多群体的社会需求与心理期待。

《宣言》话语中国化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方式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等话语，契合多数底层民众期望改善被压迫现状的心理需求。反观当下中国，多元话语正是不同利益群体诉求表达的反映，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着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的社会需求与心理期待。各种话语都有着期望能够战胜他者话语，引领中国社会发展以期满足部分人群利益期待的内在需要。

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松散化、社会阶层多样化的背景下，多元话语与主流话语并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多元话语既存在与主流话语相一致之处，亦存在与主流话语相抵触之处。多元话语间亦是如此，有着共同诉求的主义话语中也存在着价值冲突，看似存在价值分歧的主义话语间亦存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话语要引领多元思潮，应利用话语间砥砺与融通共存、制衡与互助并生之特点，统合那些与自己有融通一面的话语。要引领多元话语，应在话语建构中尽量整合那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话语，凝聚不同群体的多元诉求中隐匿的这些“共识”，以最大程度兼顾多群体的社会需求与心理期待。

*增强对其他话语批判的力度，防止主流话语边缘化。

马克思主义话语要引领社会多元话语，除了在“立”的方面加强对同质话语的统合外，还应该在“破”上着力，对那些不能准确反映社会现实甚至有意歪曲社会事实的异质话语进行反驳、批判与回应。

当然，这里的“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其目的总归是为了建构，即改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这些领域中的失语现状，发挥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利益诉求下产生的话语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智能自由主义等，主流话语如果放弃与它们之间的思想交锋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失语。批判过程是主流话语与其他话语互动的过程，更是澄明思想、辨别是非、增进共识、夯实价值观基础，实现对人民在认识上的有效疏导的过程。

当然，在批判过程中应该注意防止过度“排他性”，尤其不能随意上升至阶级斗争层面，避免动不动就“扣帽子”“贴标签”。这样将失去很多与其他话语交流与碰撞的机会，抹杀马克思主义话语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容易陷入故步自封、自言自语、孤芳自赏的困境。

规避话语滞后：

马克思主义话语应在实践中展开创新

“共同富裕”概念1953年出现在党的文件中，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此后通过传播和流布其意义而助推社会发展

话语源自实践，是海登·怀特所说的“传递有关外部指涉物信息的工具”，同时，实践的需求对于文本话语的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

*发挥马克思主义话语占领实践之优势。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迅速发展，而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的理论难以有效予以回应，产生了理论相对滞后于实践，难以有效回应实践需求的问题。虽然，问题意识、问题逻辑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彰显着理论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魅力。而任何实践问题在转化为主题之前，已然存在并亟待理论上予以回应。马克思主义话语如果不能对实践问题加以预见或者难以迅速回应实践问题，这些领域将被其他话语所占领。

另外，话语不是被动反映实践，话语创新也是一种意义生产，肩负着价值引导的使命。任何话语为指涉对象嵌入了社会历史性意义，通过传播和流布这些意义而助推社会发展。其他主义话语对实践领域的占领，将生产出以其他主义的价值为导向的话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可见，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一方面要有力回应变化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需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建构之中，生产和传播符合意识形态需求的话语意义。

*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展开积极能动的创新，形成新术语、新概念。

毛泽东创造的很多概念、语词、范畴都建立在革命经验基础之上。比如“枪杆子里出政权”，“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经验。毛泽东将许多中国革命独有的经验融入中国革命话语体系之中，实现了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又如“买办阶级”是一个独特性的创造，欧洲和日本语汇里都没有对应之词。所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国经验中提炼那些源于实践，具有中国意义的新术语、新概念，这样的话语才更具有说服力。

*洞察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新变化，实现话语体系科学化发展。

对外开放一词在每个阶段都有具体内涵。2013年年末“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也是开放的一种新形式，图为2016时对“一带一路”的成果汇总

考证《宣言》文本中“阶级”概念中国化的过程可知，即使《宣言》文本内容不变，即使同一术语在形态上没有变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其他术语、语义、价值等结合形成概念群放置于特定语境之中也会发生语义变迁。

就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而言，话语体系存在自我革新与社会实践不同步，一些基本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语义变迁常被忽略。换言之，旧的术语或概念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那些被历史遗弃掉的意义没有被及时剔除，而新增加的意义在话语体系中无法充分体现。

这样的话语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随着时代发展需要重新予以审视的话语。一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语义发生变化的范畴需要予以重视。比如，中国的“阶级”被“阶层”范畴代替后，“阶级分析”“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应的基本范畴需要重新解释。“劳动”内涵比马克思当年创造物质财富所指涉的劳动要丰富得多。当下话语对以往话语的超越与继承有待进一步梳理；

第二，曾经被否定但随着时代发展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的话语。比如，“利益，资本，市场”等重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由此，“积累、竞争、私人资本，剩余价值”等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被适当肯定；

第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涌现的新术语、新概念。“改革”“开放”“发展”“治理”等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范畴，这些范畴与西方语境中语义的差异及范畴本身的动态性尚需厘清。比如“对外开放”，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对外开放”主要涉及的是国内与国外的贸易关系，到邓小平理论中则主要指涉引进外资与技术，而到江泽民的论述中已经拓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再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中则主要聚焦于“互利共赢”。当前，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赋予“对外开放”中的“走出去”以更多意涵。这也可以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科学化。

避免话语漂浮：

马克思主义话语应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延续生命力

从《宣言》传播的对象由知识精英向普通民众的扩展可知，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最终需要获取普通民众的认同，话语才能真正发挥力量。话语只有被大多数人认同才能真正产生行动的力量，而其被认同的范围决定着话语力量的强弱。因此，话语应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嵌入社会制度、体制等各层面，真正转变为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注重话语的层次性，实现主流政治话语向通俗易懂大众话语的转变。

《共产党宣言》中通俗形象的语言比比皆是，易于传播，此为1848年在伦敦出版的首部德文版

在当代多元化的中国社会，政治话语与大众之间存在一定的“间距”，要实现普通大众对主流政治话语的认同，首先应该转变话语形式，创制既符合主流话语又深入浅出、语言通俗的大众话语。

事实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观点。马克思在《宣言》中用“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这样的语句来描述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虚伪性。“臀部”“纹章”“哈哈大笑”的使用虽然是一种比喻，却非常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也常使用民众熟悉的比喻、神话故事、熟语等。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也不乏形象比喻、俗文俚语，更有诗篇引用彰显传统文化。

面对多元化人群的不同需求，主流政治话语要下沉至民众生活必须进行通俗化的“变身”。否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只能停留于主流媒体、政治文件、会议、报告等层面，难以被普通民众所容受，更不可能化身为全新的思维方式深度影响民众。

*在知识生产线与网络平台上管控话语的扩散与流布。

话语总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话语要实现动员与行动转化就需要通过话语的扩散与流布来开展话语讨论与利益表达。

2022年，国家网信办公布了网络可供转载的单位名单，以厘定网络媒体上主流话语的叙事边界

首先，知识生产线上主流话语的统摄。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迁，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知识分子是学校、报纸杂志、媒体网络的中坚力量，他们深刻影响主流话语在知识生产线上的扩散与流布。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在学术界的认同、使用的程度决定了知识生产线上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强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强势回归，要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影响力，应该先确保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知识生产线上的统摄地位，应该确定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其次，厘定网络媒体上主流话语的叙事边界。主流话语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衍生产品参与了话语的意义建构。但在主流话语还尚未到达民众思想之前，在传播的道路上就会被非议、篡改、曲解。因此，要增强主流话语在传播中的可控性，必须对网络媒体上关涉主流话语的论述进行叙事边界的厘定，并不是凡是论述主流话语的均可“放行”，而是要在内容、立场等方面加以区别对待。要确保与主流话语的论证方式与叙事逻辑相一致的话语扩散，同时要防止似是而非或者名为赞扬实为贬斥的话语流布。

*话语嵌入制度与体制。

3月9日，教育部举办全国高校防疫大思政一堂课，尝试通过与制度、体制的结合来传播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努力

意识形态不能契合其制度地位与事实关系就会产生“意识形态漂浮”，话语如果不能嵌入体制与制度，就只能变成空洞的口号。要真正地增强行动转化的可能性需要强化机制建设，话语转化为制度、体制性规约，通过与制度、体制的结合来撒播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行动。在理论层面的话语主要是为人们提供因果信念，为人们在认识和行动转化层面提供可能。而话语一旦转化为制度则开始真正从实践层面规约人的行为，国家主导的思想理念只有转化为刚性的制度，才会将停留于自我规范的精神追求真正转化为规范性行为。当然，制度也是话语的再生产，通过行为的规约来呈现话语的意义世界，是话语价值与意义的具象化体现。只有如此，话语才能够真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整编：林晓彤 李念

作者：陈红娟

照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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