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大师张大千1944年创作的工笔仕女画《红拂女》。他曾作诗称赞这位唐传奇中的女子“千载峥嵘女丈夫”。整个画面只表现红拂之姿，单纯地让美感聚焦在了这位勇敢豪迈的佳人身上。（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从唐传奇中走出的《聂隐娘》美艳而离奇。1700余字的故事，香港导演侯孝贤沉迷半生，打磨七年。今年一部《聂隐娘》令侯孝贤问鼎第68届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并定档于8月27日公映。而侯导的灵感之源——唐传奇小说，也从卷帙浩繁的历史文库中款款而来。

江湖之远，浪漫之外，唐传奇中有更深的况味。就好比，若谈情爱，“唐传奇，绝非一本理想主义爱情小说的教科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说，“它描绘了唐代社会深刻的现实，而这现实，却不怎么美好。读懂唐传奇，或许会颠覆你对唐朝的现有认知。”

“把一件趣事讲清楚了，而且描述得非常有活力，唐传奇做到了，”陈尚君说，与六朝志怪相比，唐代小说的文字更为讲究，情节更为曲折，篇幅更为宏大，人物也更为细致，是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和唐传奇相比，六朝志怪就显得“敷衍”多了，“唐人就是有意识地写成宏篇大论的，有好几篇都是5000字以上的作品。在叙事、文辞与议论的处理上，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作品了。”

一道“士族社会”的情爱难题

唐传奇中多侠女，如魏城盗宝盒的红线，与英雄红尘结义的红拂女，身怀绝技的刺客聂隐娘。这些奇女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气象高远却出身卑微。她们或为权臣家姬，或曾流落风尘。有人肯定会问，聂隐娘不正是一位唐朝军官的女儿吗？陈尚君说，《聂隐娘》一定要读懂的是，“聂”这个姓氏在当时不是一个大族。唐代从军打仗的多是社会底层人士，即便是凭藉军功得到了很高的品级，家族中的女儿身份地位也是不高的。故事开头便暗示了这一点：魏博大将聂锋的女儿，10岁时被一个尼姑带走，老尼张狂道，我想带走就带走，能奈我何？

这是一道解开唐传奇的关键密码。“唐代社会是一个士族社会，讲究门第阶级。人是分为‘士族’和‘非士族’的。唐传奇所描写的大多数是这些非士族阶层的民间女子及她们人生的悲欢离合。尤其是当她们与士族男子相爱后，就要开始经历种种磨难。”陈尚君说。许多人以为，中国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女性地位比起其他封建朝代都要高些，可能言过其实。

唐人小说中的情爱，多数是在婚姻之外。唐代诗人崔护一首“人面桃花”脍炙人口，唐笔记小说集《本事诗》中记有崔护的这段“美丽邂逅”——年轻进士在山中偶遇一个可爱女孩。分别后，女孩日夜茶饭不思、一朝殒殁，崔护大感悲慠，竟将此女唤起，由死而生。小说固然有超脱人力的幻想与美好，但在现实中，崔护虽深爱这个女子，却只能将其纳为妾，这一笔在小说中被隐去。

当民间女子与士族男子相爱之后，不得不审视双方的地位差异。白行简《李娃传》中，妓女李娃帮助荥阳生取得了功名后，毅然决然地表示要与他分手，希望荥阳生另配高门女子。元稹的《莺莺传》，讲述了张生与相国家小姐崔莺莺相恋，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作者在《崔莺莺》传中借张生之口“自我开脱”：“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女子是天生尤物，一个男子因好色而断绝自己的前途是不值得的。爱情，对有“事业心”的男子而言要适时剥离，决不可陷得太深。

中唐以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唐传奇中也有如实的表现。妓女李娃与荥阳生虽曾在爱情与身份之间两难，但最终荥阳生功成名就之后，执意娶李娃为妻，李娃终于修成正果。真实世界里，唐代诗人杜牧的祖父杜佑位居“宰相”，是当时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不顾家人与社会舆论的反对，坚持将一位妾室扶为正妻，并且在其死后亲手为她作墓志铭。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士人阶层开始有了松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不少将军通过获得军功进入政治中心。原本绝不可能成为正妻的这些草根女子，开始有了新的人生可能。

直面“欲望”的人生美梦

夜深，眼看无处投宿。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座豪宅。敲门进入，里面有一个、甚至好几个美女热情相迎。于是和这些佳人围坐在一起谈笑聊天，喝酒赋诗……美妙的夜晚过后，早晨醒来，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唐人经常会做的一个“美梦”。“唐人不可谓不大胆。在文学作品中，他们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各种欲望，”陈尚君说，“唐代社会的开放，正在于容纳这些欲望的表达。”

沈既济《枕中记》里，卢生在邯郸道上做了一场享尽一生荣华富贵的好梦，醒来的时候小米饭还没有熟。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棼酒醉后梦入蚂蚁王国大槐安国，先被招为驸马，后任南柯太守。公主死后，召还宫中，加封左相。但他权倾一时，淫乱无度，终于被逐。醒来后发觉终是一场幻梦人生，淳于棼因有所悟，常常望着槐树下的蚁穴发呆。

而张鷟所著《游仙窟》描写的，是作者夜宿大宅与风情女子艳遇的想象。这是将唐初文人放荡、轻佻的狎妓生活，第一次写入传奇小说。此后，虚构艳遇在唐传奇中屡见不鲜。所谓“仙”常指“女冠”，其实就是妓女。故事中，男女三人相互用诗歌酬答调情，那些诗歌都是提示、咏叹恋情和暗示性爱的话语。用诗歌来调情，表达自己的欲念，是唐代社会的真实反映。这本《游仙窟》甚至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据《旧唐书》云，日本“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购其文”，然而《游仙窟》在中国已经失传。

又比如《周秦行纪》写的也是迷途的奇遇故事。篇中以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牛僧孺的自述口吻，说他在德宗贞元间举进士落第，经洛阳，过鸣皋山时，因暮色苍茫而迷路，突然被异香吸引，夜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薄太后招来了包括戚夫人﹑王昭君﹑潘妃﹑杨贵妃在内的前朝及当朝帝王貌美嫔妃，与之宴乐赋诗。第二天早晨，牛僧孺告辞离去，回望见“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

“诗鬼”李贺与“诗仙”李白可谓唐代鼎盛时期众多欲望的集合体。李贺写《梦天》，“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其中就包括了长生永恒，男女情欲等各方面的梦想。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等大量诗句，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欲望宣之于口：富贵的、财富的、情爱的、功名的、入世的，包括为皇帝治理国家的欲望，成为英雄的欲望。

“尚武”的男性中心英雄观

唐传奇中，侠文化已有比较成熟的表达。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武侠技艺的超群与魔幻，给唐传奇小说的侠义作了生动而唯美的渲染。从另外一面来看，唐代是一个胡风盛行的时代。整个时代都不拒绝中亚文化的流行，对汉文化是相当自信的。因此，唐传奇中外来文化因子也有诸多表现。

裴铏《传奇》中《昆仑奴》，就讲述了一个黑人奴仆成人之美的侠义行为。如今学界普遍认为，昆仑奴是从今天的东南亚，如斯里兰卡等国来到中原的，他们皮肤黝黑，在现今出土的唐人墓中也发现了黑人陶俑。小说中，昆仑奴磨勒在众人围捕中“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但是，唐传奇中的侠义精神却并非“性之所至，见义勇为，拔刀相助”那么简单。陈尚君介绍说，在唐代许尧佐所撰《柳氏传》（又名《章台柳》）中，侠义行为有着非常独特的表现。男主人韩翊（即韩翃）是唐代很有名的诗人，他还未成名之前，住在富而爱才的李先生家隔壁。李先生家中有很多姬妾，其中一位姓柳的女子爱上了英俊潇洒的韩翊，经常隔着门偷看他。李先生发现后，并没有因为嫉妒而惩罚两人。他把韩翊叫到家中，“我家中的柳氏对你心生爱慕，我看你们郎才女貌，很是般配，我就把柳氏送给你了。”这在唐代也是一种侠义的行为，尤其是权势人物的成人之美。据《本事诗》，陈太子舍人徐德言能与其妻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其前提就是因为隋末权臣杨素的悲悯之心。

陈尚君说，还有一种令当代女性无法容忍的行为也表达了唐人男性中心的“侠义”观。

马是和英雄的行为相联系的，尚武是英雄必须具备的特质。所以，“爱妾换马”也是侠义之一种，唐代甚至蔚然成风。李太白在其《襄阳歌》曰：“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可见其对美女换马心生羡慕。“休怜柳叶双眉翠，却爱桃花两耳红”，诗人张祜也有以妾换马的经历。因与宦海无缘，张祜抱恨离开长安后身无分文，不得已以随行小妾换了一匹坐骑，便作了这首《爱妾换马》诗，英雄落寞的情怀荡然纸间。

好在唐传奇中也毫不吝惜对女性的赞美。沈既济《任氏传》中，狐妖任娘一方面以真情对待自己的丈夫，另一方面也有蓝颜相伴左右。除却她的狐妖之身，任娘就是一个机智果敢的民间女子。她的人生也有缺憾，丈夫爱她仅是因为她的容颜之美，而另一个对她发乎情而止于礼的男子，却是真正懂得她、欣赏她的人。唐人小说世界所表现的，正是唐人对市井百态、人性复杂与世事无情的一种了悟与通透，它的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那是一个可以容纳怪异的社会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唐人在写这一类小说的时候，并不是专著的计划。它们就好像散落在文坛的珍珠，以单篇的形式被后世收入在《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一些文言总集之中。唐末至宋初时，曾有人编辑过一些专书，但这些书籍都已失传。其中，比较有名的一部是陈翰编纂的《异闻集》，收入单篇唐传奇约30篇，其中一部分为《太平广记》所采录。还有一部名为《丽情集》，出自北宋道士张君房之手。唐宋两代，《异闻集》与《丽情集》这两部专书的影响力很大。除此之外，唐人小说还有另一种形态——单人创作一组小说。《聂隐娘》就出自裴侀的《传奇》集，包含了裴侀创作的30多篇传奇小说。《传奇》原书并未保存下来，但是唐宋两代的影印本流传甚广。诸如《传奇》这类小说集，唐人创作了约十几部，单部小说集篇幅达到了几十至上百篇。

美丽善良的狐妖，一直跨越到了清代蒲松龄的聊斋世界。风尘女子与年轻书生的际会，为宋以后戏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故事的基本格局。而唐传奇的诞生与发展，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与落第书生蒲氏创作《聊斋志异》时的心态和目的不同的是，唐传奇中瑰丽而缤纷的人物与情节，很多都是出自在仕途中的年轻官员之手。当他们还在努力向上奋斗的时候，创作这类小说比较容易吸引身边人，尤其是上司的关注。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之风，官员们纷纷创作，互相传抄。许多唐代历史上不少要官，年轻时都曾创作过“传奇”。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一本《玄怪录》：“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牛僧孺，是唐文宗后期“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魁首。他年轻时爱好文学，写过很多小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部传奇集《玄怪录》10卷。

文学作品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容忍度和兴趣度有关。正如陈尚君所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唐代是一个可以容纳怪异的社会；另有一种说法是，唐代科举系统还未成熟，考生愿意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来引起考官的注意。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唐传奇小说创作的繁荣，成为当时诗歌之外的文坛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