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消失的凶手》上映3天票房4000万元。上个周末对于乐视CEO贾跃亭来说，颇有些感慨：这部由乐视出品的电影保住了原先设想的12%-15%的排片率，但通过乐视网络机顶盒推出“小范围超前点映”被迫取消，原因恰恰是电影院线的集体抵制。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中国影业“互联网+”与传统院线正面交锋的第一回合，鉴于院线收入仍是电影绝对大头收入，乐视方面只能撤回“网络点映”，哪怕其本身是影片出品方之一。

不少专家表示，这桩有些类似于美国Netflix以《纸牌屋》颠覆传统电视的逆袭，在中国影业的初步尝试失败了，但对于下一次交锋，业界却有不同看法。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直言：“太多事实证明，传统行业的抵制最终会反推新模式壮大。”知名自媒体学者魏武挥却持相反观点，“在中国电影收入结构改变之前，互联网要想颠覆传统，道阻且长”。

破坏惯例还是创新生态？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

事情爆发在11月26日。贾跃亭发微博称“请在今晚8点半后远离乐视超级电视用户！因为在影院上映之前就看过‘超前点映’的他们，可能会给你剧透《消失的凶手》”。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此条微博仍未被删除，但其中提到的“超前点映”却被取消了。因为11月26日，中影星美、金逸、新影联等多家院线都对旗下影院发布紧急通知，称此举“严重损害影院的放映利益，有违通行的‘窗口期’国际惯例和国内市场规则”，院线将以取消排片来集体抵制。

全国院线抱团抵制一部新片在互联网上的“超前点映”，院线方理直气壮。上海金逸院线旗下龙之梦影院经理陆树表示：“按国际惯例和国内通行的规则，国内公映影片从实体院线下线后一般要在2-3个月后才在网络上播出，这被称为‘窗口期’。如今‘窗口期’虽已有缩短乃至趋零的迹象，但像此次《消失的凶手》试图在影院上映前就在网络先期点映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在她看来，“零窗口期”与“负窗口期”有着本质区别，更何况《消失的凶手》还是部以剧情、悬念为卖点的悬疑片，网上的“提前点映”将极大损害院线利益。

事实上，“超前点映”本身非但不算新鲜事物。通常做法是在个别城市、个别影院进行预先放映，看看各类用户对电影的反应，在为影片正式公映进行宣传造势的同时，也方便院线根据观众反馈来制定排片计划。但令人不解的是，已成为行业通行做法的“点映”，为什么“互联网+”后，就成了“违反规则”?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聂伟将此次纷争归纳为“后来者动了先到者的奶酪”。“带有互联网基因的公司虽来势汹汹，但在电影产业中，他们只是后入局者，必须尊重规则。”在他看来，一方对新生态的迫切需求与另一方对既得利益的联防死守，是本次纷争的根本缘由。

按乐视“超前点映模式”测算，一旦成功就将有10多万人次享受提前观影，若照45元的影院票价，电影正式公映前，院线就将损失约500万元收入。一次试水的代价是500万元，这对于如今动辄上亿元的中国电影票房绝非天价，但破局或者萌芽只在一瞬间，传统院线岂敢轻易尝试？

互联网能否颠覆规则？掌握资源才有话语权

乐视此次为何落败？专家们都提到了关键词“资源”。“作为全球第二大票仓，中国电影产业的收入虽高，但有90%由院线提供。”魏武挥的观点是，“目前，院线仍是决定产业生态的巨擘，片方不敢得罪。因此，在中国电影的收入结构更改之前，拥有资源的院线拥有话语权。”

资源难撼。在传统院线面前，互联网企业在谋求“新生态”的第一回合较量中落败了。但类似的博弈不会消失。从去年开始，阿里影业从终端卖票布局到前端影片制作、爱奇艺与香港导演王晶宣布战略合作、360投资院线等举措，都是互联网企业试图改变与院线间势力分布的动作。聂伟假设，“一旦互联网企业拥有了从投拍电影到院线放映的全产业资源，颠覆规则或有可能”。他把这次事件看成一个风向标：“尽管院线排布是桩浩大的工程，短期内互联网企业很难有如此巨大的动作，但这次尝试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未来新片可以不以院线为唯一收入来源，而是把播映渠道分众化，有些针对大银幕用户，有些专门为网络用户设计。”

相比之下，李俊慧是最看好互联网逆袭的学者之一。对此次事件，他直斥这是“传统院线思维仍停留在过去，尚无法真正拥抱互联网的因循守旧”。他提出，“超前点映”模式首战失败，不仅是乐视的遗憾，更是“互联网+电影”探索的遗憾。但更多事实证明，传统行业对新模式的抵触、发难或扼杀，其实恰恰是新模式不断发展壮大的驱动力。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