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袁仲一在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现场。

 

 

 

1979年，袁仲一（左）与杭德洲一起处理一号坑的秦俑。

 

 

 

1980年，袁仲一（右）与程学华在清理铜车马。（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一把铲，一条绳，探幽寻秘骊山陵，朝朝暮暮情。腰如弓，铲声声，奇珍异宝一宗宗。谁知精血凝？

 

石滩杨，荒漠漠，秦皇御军八千多，寰宇俱惊愕。人似潮，车如梭，五湖四海秦俑热。夜长人在何？

 

——《长相思》（袁仲一）“《长相思》是写给所有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做出贡献的考古工作者，并对已仙逝的老考古队员表示怀念。”现年83岁的袁仲一精神矍铄，时不时从身后的书柜里翻出一两本书来展示自己的心得。

 

谈起四十多年考古生涯中的点点滴滴，忆起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及其研究的一幕幕，袁仲一眸中洋溢着兴奋。那一座座陪葬墓（坑）、那一尊尊兵马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脱脱的生命——他与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春秋。

 

袁老一再强调：“考古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这句话，他在采访中说了4次。“我作为考古队的一员，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兵马俑的勘探、发掘和研究，收获颇丰。”

 

袁仲一曾长期担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2003年退休；陆续出版过几十部发掘报告和专著。有人总结，袁仲一这辈子做了四件事：除了兵马俑，还有秦始皇帝陵的考古、铜车马的发掘以及秦陶文的研究，正是这些为袁仲一赢得“秦俑之父”的美誉。

 

陶俑曾被视作“怪物”打碎

 

其实，袁仲一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考古。1950年，他考入徐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徐州市一小学任教。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强烈兴趣，1956年7月，袁仲一成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年后，就读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1964年，他主动响应国家号召，连续三次向党支部书记递交申请，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为什么一个江苏人，要从繁华的大上海跑到偏远的西北？

 

“没来之前，我也觉得西北‘飞沙走石满穷塞’。来了才发觉，西安环境不错，没有南方的梅雨天。作为十三王朝的古都，地上地下有研究不完的宝贝，西安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天堂，放眼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风水宝地。”袁老说完，嘿嘿地笑。

 

那个年代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方向大致分为四大类：石器、殷周、秦汉和隋唐。袁仲一学的是古代史，对甲骨文、金文等颇有兴趣，也参加过唐墓的发掘，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堂叔李寿墓的发掘。

 

1973年，当地农民灌溉田地时，李寿墓道塌陷被发现。袁仲一和队友屈鸿钧一起去了工地，见墓中壁画内容丰富，有农耕文化方面的资料，如马厩、磨坊，还有仪仗出行图、寺院、道观图等等。尤为特别的是，李寿石椁正面有扇双开门格式的小门，打开铁锁，人可以进去；还有罕见的龟形墓志，体积较大。

 

“李寿墓令我们大开眼界，为此，我还写了两篇论文。”袁仲一对自己的考古“处女作”比较满意。

 

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西杨村，一些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一些陶俑碎片。当时，没人知道这些碎片价值几何。

 

“有的老太太，把它们供为‘瓦神爷’烧香叩拜；又有人说，那是‘十八罗汉’；还有人说，因为有了这些‘瘟神’，村里才这么穷。”在农村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袁仲一，觉得乡亲们特别可爱。20多天后，当地公社管水利的干部房树民跑去查看，认为不像“瓦神爷”，可能是文物，便向临潼县文化馆汇报。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赵康民，于4月26日让农民架着3辆平板车把这些碎片拖了回去，经过局部清理拼凑出2个陶俑。

 

消息不胫而走。6月30日，中央批示：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文物。7月15日，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驻西杨村，袁仲一任领队，同去的还有屈鸿钧、崔汉林、赵康民。

 

“临潼发现有碎陶片，估计一周就挖完了。你们去，挖完后写个报告交给陕西省文化局。”袁仲一出发前，领导如是说。

 

带着行军床、蚊帐和发掘工具，考古队员坐着解放牌汽车，上路了。当晚，在生产队粮库的院落里，他们驻扎在一棵大槐树下。

 

第二天，考察现场；第三天，清理现场、照相，并对周围出土、散落在外的陶片进行调查、收集。例如，在村南边一条碎石路上，发现有很多陶片，光袁仲一一个人就捡了两袋；一农户的厕所院墙上有个陶俑的手臂；还有小学生交来一只陶俑的手；从废品站里收集到一些铜镞；在粮库内发现了50多块秦砖，“当地农民甚至把它们当作枕头来治疗高血压”。

 

考古有套规程，先得确定边界，弄清坑有多大、坑边在哪。被散落的陶片激起了好奇心，袁仲一当即决定进行扩方挖掘，南北约24米、东西约14米，又出来陶俑三四十件。

 

屈鸿钧惊呼：“还未见过没边的东西，得钻探吧。”于是，程学华、王玉清等考古队员被派来增援。

 

经发掘，坑的范围越来越大。8月8日，考古队员和附近老农和万春聊天。和万春告知，自己10岁时，家父打水井挖出个“怪物”，就站在井壁上。一开始，井水充盈，后来越来越少，几天就空了。父亲怀疑是“怪物”喝光了井水，于是把“怪物”捞出来，吊树上，用大棒打碎了。

 

考古队判断，和万春所说的“怪物”应该是完整的陶俑，于是顺着他所指的方位前往钻探。没想到，在地下4.5米深处，又发现了陶俑残片。而此处距东边正在发掘的部分约150米，二者相连，是座庞大的俑坑。

 

一个个大坑接连发现

 

“那时候，不敢相信真有这么大的坑呀，世界上也没听说过呢！”袁仲一至今仍感慨万分。

 

计划一周完成的工作干了近一年。1975年3月，三个试掘方挖完后，一号坑的东端已全部暴露出来，出土了500多件陶俑、24匹陶马。四五月间，总算把大坑的基本范围确定了：东西约230米、南北约62.27米，深度4.5-6.5米，按密度估算，其中有陶俑、陶马6000件左右。

 

8月，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遇上了聂荣臻元帅，告知西安临潼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兵马俑坑。聂元帅建议王冶秋立即打报告，建博物馆。后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会议，一致通过建博物馆的提议。初定的投入是150万元，后来实际花了570万元。

 

俗语有云：“骊山戴帽，长工睡觉。”已经出土的陶俑，最怕的就是雨雪天气。没有顶棚挡风避雨的日子，袁仲一等人天天听天气预报，随时准备用稻草帘子和塑料薄膜将秦俑盖上。

 

一天深夜，暴雨倾盆，守在窝棚里的队员猛然惊醒，赶紧叫人，查看堆土围堰。果然，东南角渗水厉害。那时，也没有抽水机等机械设备，大家伙分工合作，一些人用脸盆往外排水，一些人用土加高加固围堰。

 

“事后，每个人都成了泥人。”袁仲一笑着说。

 

建博物馆的计划批下来，袁仲一喜忧参半。喜的自然是以后秦俑有了“家”；忧的是，怕提供的数据不准确。“如果坑很大，房子造小了，盖不住；如果坑小了，房子造太大，浪费钱。”袁仲一对考古工作始终抱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我们不能多花一分冤枉钱。”

 

经过更小间距的梅花孔钻探，一号坑大棚建得刚刚好，东边、南边、北边都卡准了，唯独西边有5个门道未纳入棚内。“加一道钢梁就是30万元，为了省这30万元，5个门道被排除在棚外。”对此，袁仲一遗憾地皱了皱眉。

 

兵马俑一号坑发现后，善于钻研的袁仲一脑子转了一下：古代建筑以对称为美，是不是在一号坑附近还有其他的坑呢？他将考古队分成几个小分队，继续扩大钻探范围，寻找新的兵马俑坑。

 

1976年4月23日，考古队终于在一号坑东端北侧，一棵杏树附近的地下发现了陶俑残片。5月，二号坑范围确定为曲尺状，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有陶俑、陶马约1400件。随后，在一号坑西段北侧，又发现了三号坑，面积520平方米，共有72件陶俑、陶马。

 

在袁仲一看来，一、二、三号坑符合中国古代的排兵布阵之法，即左中右三军。同时，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应该还有个四号坑，因为尚未建成，所以没有陶俑、陶马。《汉书·刘向传》记载：“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又有《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彊，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由此推知，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参加修建秦始皇陵园的工人被抽调去打仗，故四号俑坑未建成。

 

在工地时有性命之虞

 

1978年，秦俑考古队在对秦始皇陵园进行考古勘探时，在秦始皇帝陵西侧20米，发现了国之至宝——铜车马。

 

“最开始钻探发现，那里的土是五花土，也就是有人动过的土层。继续往下钻探，铲头发出了和金属撞击的声音，‘嘭’的一声，音质浑厚。另外，在探铲带出的土中，竟然捞起来一个纯金的金泡，也就是马笼头上一个金质构件。初步判断，地下可能有铜车马。”

 

198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该地进行了局部发掘，结果出土了一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两辆铜车马上的金银构件加起来，各有7公斤重。为了清理和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考古队员程学华日夜守护，长期不得回家。

 

那年年底，程夫人来到工地，问程学华：“你都几个月没回家了，到底什么时候回去？”

 

袁仲一看着于心不忍，做双方的思想工作，督促程学华忙完手头的事，早点回去陪太太。谁想，没多久，程学华到家却发现，妻子忧郁成疾，已悬梁自尽、撒手人寰。

 

“那是我一辈子都没法忘记的伤心事，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顾不上家的现实。”袁仲一的心情变得很是沉重，眼中隐有泪光。

 

一直在隔壁房间坐着的夫人刘钰听到这里，趁着倒茶的空档，转移话题，安慰老伴说：“别说帮忙照顾家里。你以前没退休时，连顿早饭都没正经吃过。从外地开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些秦俑。”

 

刘钰说，逢年过节，母女俩得上工地，一家人才能团聚。有一次，十多岁的女儿帮刘钰拉蜂窝煤，赌气地问：“怎么别家都是爸爸一个人拉煤车，我们家却是我和妈妈两个人推煤车？”

 

袁仲一说，考古工作必须慎之又慎，哪里还谈得上顾家。铜车马打包运到室内后，检查时，里里外外翻了三遍，愣是没找见一节银质管形构件。

 

“那银构件只有一个指节长，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可比性命还重要，万万不能丢失。”袁仲一强调说，“当时，秦俑博物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晚上窗子不破，东西丢失归考古队负责；窗子破了，东西丢失归保安负责。”

 

所幸，银构件总算在另外打包的一个小袋子里找到了。原来，因时间仓促，工作人员粗心，把银构件装错袋了。

 

不光是为文物提心吊胆，袁仲一在工地上还遇过几次险情。第一次是挖唐墓时，一个工人师傅在11米深的墓室里清理，墓室顶部有2米厚的淤泥层。袁仲一下去后，习惯性地用树枝在土层上划线，辨认土层是否有错动。

 

“一旦土层有错动，很容易塌方。”袁仲一说，当时看到线的错动明显，“别挖了”的话音未落，师傅一镢子下去，2米厚的淤泥层直往下落。说时迟、那时快，袁仲一拽着他就往反方向的坑壁靠。“万幸！淤泥层若盖住人，救也没法救。”

 

还有一次，在兵马俑一号坑西北角的一探方发掘时，袁仲一和一名工人在四五米深的坑底清理，用辘轳往上运土。突然，辘轳的一只铁脚脱落，直接向坑底砸去。亏得袁仲一敏感，发现异动，迅速用右手将工人推向坑壁。手刚缩回，就见重达几公斤的铁脚落地，在两人中间的坑底，凿出个小坑。

 

细心的刘钰在边上补充说：“两次都有惊无险，算运气的啦，考古还有职业病。发掘二号坑那些年，坑里湿气大，他身上到处长湿疹和水泡，奇痒难当。后来，是我听别人说金霉素眼膏有用，才治好了。”

 

“养”铜钟十年一朝寻回

 

今年4月30日，二号坑开始第二次发掘，计划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曾经主导过第一次发掘工作的袁仲一现已退休。不过，那天，他还是去了现场观摩。

 

犹记得，兵马俑刚出来那会儿，袁仲一花了3个月的时间给秦俑相面。“每一个陶俑，我都看过，做过发掘记录，每个俑的高矮胖瘦、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式、穿什么鞋子，大概什么性格，我都熟悉，就像一个连长了解自己的士兵一样。”他对秦俑如数家珍。

 

除了对陶俑本身的研究，他还对制作陶俑的工人进行过分门别类的考证。据介绍，目前发现的陶工共有87人，其中一部分为中央宫廷的工匠，如宫进、宫丙等等；还有一部分，冠以地方名，如来自咸阳的咸午；还有一类仅具人名。

 

“这些名字通常藏在腋下、臀部等隐秘之处，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砖瓦上也有他们的名字，这才确认，原来是制陶工匠。”袁仲一说，如果以一个师傅带十个徒工计算，约有上千人参与陶俑的烧制过程，这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绝无仅有。

 

“秦俑有将军俑和士兵俑；有的士兵穿了铠甲，有的没穿；骑兵和车兵的布局也有讲究……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底谁在指导这些陶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呢？”袁仲一推测，可能是丞相负责总体设计。

 

1987年，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的会议纪要里有：“主席团意识到，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学储备之一”，对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考古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另外一件，让袁仲一对考古甘之如饴的大事，莫过于秦乐府钟的发现。时间回溯到1976年春节，袁仲一像往常一样留守工地。大年初二，他带着小铲子去“巡山”（即到野外考古调查）。

 

下午，走到秦始皇帝陵西北角一断崖处。“考古的人有个职业病：哪里动土往哪里看。”袁仲一自嘲。

 

远在十米开外，但见一块如指甲盖的绿色碎片在阳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袁仲一快步上前，用手中的小铲小心翼翼地刨，竟挖出一个明晃晃、金灿灿，高约13厘米的铜钟。钟身上有错金、错银花纹，而且钟顶的纽鼻处刻有“乐府”二字，这一发现推翻了“乐府起源于汉代”的说法。

 

找到秦乐府钟以后，老乡们围着他大肆庆贺了一番。喝多了的袁仲一宿醉未醒；第二天，高烧昏迷。陈姓邻居探望发觉，速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打针。“这样的宝贝让你得了，还不得大病一场啊。”医生跟袁仲一开玩笑说。

 

1986年，陕西省博物馆展出秦乐府钟。谁想，在展览中，秦乐府钟惨遭失窃。

 

1996年，秦乐府钟“重现江湖”。听说由香港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袁仲一立即被官方派去辨别真伪。

 

“很可惜！‘乐府’两个字已经被锉刀锉掉了，而且钟体被酸性液体浸泡过。”袁仲一叹息道，“我之前研究它研究了快十年，有二十多处细微的痕迹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我得仔细看看，它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钟。如果不是，我们拿回来没意义；如果是，我们不拿回来，等于丢了一个国宝。”

 

盯着13厘米高的小钟瞧了5个多小时，袁仲一“锱铢必较”。旁人看得都手心冒汗，小心试探：“这个钟，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伴随着他一个缓慢的点头动作，周围爆发出雷鸣的掌声。经协商，收藏编钟的主人答应无偿捐献给陕西省文物局。

 

返程途中，同行的领导同志拎着装有秦乐府钟的塑料袋，片刻不敢离手，从西安下了飞机，即由警车开道，将钟送至保险柜。

 

袁仲一说，少了“蹲火山口”的感觉，退休后的日子比较轻松。如今的他，作息很规律：六七点起床吃早饭，写写书稿，再去城墙边溜达一圈，回家午饭、午休，下午和晚上则继续写作。

 

“那儿，其实只是一本书的材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阳台上摞着近半人高的材料。

 

“这几个厚信封里都是稿子，年轻人让我给他们的文章把把关，注释和备注都要看，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袁老边说话，边在书桌上翻书稿，从中掏出一厚沓，“这些是一号坑的相关研究，二十多年前写的，现在还没发表呢。我写东西，喜欢养一阵子。多看几遍，修改修改，好就面世，不好就再养。”

 

在袁仲一眼里，兵马俑的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秦始皇帝陵，没有相关的技术条件和设备，则不宜开掘。

 

“之前，有人曾试过电磁波探测，但铜器、金器、木器等各种器物反馈波段的范围都没法界定清楚，不敢挖，也不能挖！”袁仲一强调说：“考古不是挖宝，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文汇报记者 付鑫鑫 驻陕记者 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