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供给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需求和供给，乃至总需求和总供给，是经济学的一条主线。是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决定需求，还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决定供给，这是经济学界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在讨论经济增长，以及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时，人们总会纠结于需求与供给这一对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市场需求导向，企业供给创新，孰为主导?　其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二者有着各自发生作用的条件和领域，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在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很长时间，需求导向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它的优点是看市场变化，对应需求，比较可靠健康，缺点是有滞后效应。然而，在现今社会，需求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上海也不例外。其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需求更多地表现为潜在需求，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越来越多的需求是由他们的潜在需求转化而来的。

 

在需求导向和供给创新的关系上，需求导向是比较纯粹的市场决定，供给创新则是一个创业者、企业家不断试错的过程性活动。所以，现在提出来的创新，主要是指供给创新。

 

那么，政府在其中到底应该做什么。可能主要的不是做政策和规划，而是要更多地去改变环境。比如：降成本，不光是企业的事情，也是政府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多成本，比如融资成本、运输成本、用电成本等都和政府有关。

 

 

石良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重点是要培育新经济

 

所谓经济长周期底部阶段的特征，实际上就是产业革命的转换过程——底部阶段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新旧产业转换的难易程度。如果用这种眼光来判断目前的中国经济现状，那就是传统产业、传统发展动力遇到了转型调整、增长乏力的瓶颈，而新兴产业、新兴发展动力还未见峥嵘显现、引领增长的势头。

 

当下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非常生动的实例：凡是“+消费领域”的，都搞得风生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很高，而在“+制造领域”，依然处于艰难寻找方向的阶段。

 

我认为，现在的重点是要培育新经济。新经济在中国产业发展中占据着及其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涉及到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中国转型能不能取得成功。供给创造需求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适应于现在这个时期，就是产业大转移、产业结构大转型或者是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新的供给产品或者新的平台出来，就完全创造了这个需求。比如：当初我们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移动互联网的需求，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低头族”。

 

我们现在往往是当收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求超前了，突然发现国内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消费者只能转到海外市场去买。有一个报告说，以前我们到日本去，都买电视机这样的大件;现在是买马桶盖之类的小东西。其实这是退步，因为连这样的小东西都满足不了需求，说明我们的供给确实出问题了。

 

 

金润圭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讲效率、讲质量

 

我们过去讲“需求侧”，讲“三架马车”，主要的理念就是GDP的数量问题，大家都给GDP压得透不过气了。而现在讲供给侧，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理念变化，就是讲效率、讲质量。

 

首先，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到底政府怎么做?　因为过去每次一讲需求侧增加GDP，政府首当其冲;现在我们讲供给侧改革，政府同样首当其冲，这其中包括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第二，企业到底能走多远，从产业来看，我们的新经济体依然太小，能力不够。企业没有办法支撑起供给侧改革的要求。

 

另外，我们讲供给侧改革，往往会提到“互联网+”或者“+互联网”概念。其实，不管是哪个概念，都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传统企业连上互联网。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两个互联网企业，一个互联网企业是谷歌，另外一个互联网企业是百度。百度和谷歌，起步是一样的，但百度的理念只是在原来的互联网，比如说这个互联网去并购另外一个互联网。而谷歌做出的东西价值跟百度是不一样的，比如VR和这段时间最红的“阿尔法狗”。现在拿这两家公司进行比较的话，谁能走得更远，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张晖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

 

谈供给侧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不把它搞清楚的话，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可能又回到以前行政性的简单关停并转的老路上去。

 

以债转股为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供给严重过剩的领域，应该由市场来选择如何解决，该卖掉就卖掉、淘汰就淘汰。因为如果你不是通过市场的扩张重组方式来解决这个过剩问题的话，你就不可能发现企业家精神，不可能发现新的要素重组机会。但现在，冒出来一个债转股，债转股只是账面上没有造成银行自身的坏账，实际上，它帮助银行逃避了自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觉得供给侧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供给侧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的并存，其中以钢铁、煤炭为代表。

 

从经济学上来讲，过剩是竞争赖以发生的物质基础，否则不会有竞争，过剩才有竞争。然而对于过剩问题的认识，我们今天实际上还不到位，理论上还不到位。美国等国家的过剩是市场化造成的，我们今天的过剩，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化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如果从改革的意义上说，现在真的是到窗口期了。新常态下的改革，实际上是对前期发展策略的重新调整。我们真的要抓住这个窗口期，要下定决心，如果这个决心不下，我觉得中国经济可能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里面。这个绝不是杞人忧天。

 

 

王丹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处长

 

改革也是“两只手”

 

关于供给侧改革，我谈几个观点。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不能把它等同于西方的供给侧管理。西方之所以提出供给侧管理，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它们的目标是重塑经济增长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我们跟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怎么重塑经济增长活力，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要比西方的供给侧管理复杂得多。

 

第二，这个改革前面有两个定义：一个是供给侧，一个是结构性。它是围绕着供给侧以及改善结构、优化与释放资源要素的内在价值进行的改革。

 

第三，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局限化。虽然权威人士对供给侧改革进行了解读，提到了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三去一降”。但是如果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等于三去一降，我觉得就局限了。

 

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两只手”，一个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第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我们要统筹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统筹短期的政策和中长期的改革之间的关系，统筹全局改革和局部改革之间的关系。

 

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名词很简单，但实际上它的内涵很丰富，不能够仅限于对西方的这种政策工具的机械照搬，而是应当立足于经济发展的特殊基因和内在逻辑。最关键的，我们以前一直做的事情，实际上很多都是供给侧的改革。我们之前做的那些工作，实际上是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打了一个基础，怎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把握的一个逻辑起点。

 

 

熊世伟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副处长

 

不能轻言放弃制造业

 

在宏观经济下滑的形势下，上海制造业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

 

上海制造业现在面临四个天花板。第一个是用地，新增工业用地总量很小;第二个是综合成本上升;第三个是环境和节能减排的制约。第四个是投资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如果没有投资支撑的话，可能“十三五”整体的增长会比较困难。另外，随着整个互联网经济还有其他产业的发展，我们还面临一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问题。很多企业是依赖于原来制造业，提供延伸的服务，现在统计口径怎么算。

 

在新的发展版图上，政府未来如何重新再定位，如何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比如政府如何营造环境，鼓励创新，政策引导，还有服务企业这块。有很多的产业实际上是靠市场去做的，不能靠行政的命令来强迫企业做，或者投什么，这个都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在当前情况下，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制造业又有这么多压力，政府还能做点什么?许多人感到相当困惑。

 

上海制造业这块，不能轻言放弃。所以，我们面临近期稳增长的压力，同时从长远来看，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这里面我们怎么把握它，它和供给侧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可能还要我们进一步仔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