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为什么没考虑这点？”“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昨天下午5点，在仁济医院，一场激烈的讨论开始了。这是妇产科延续多年的科会，从80多岁已退休主任，到现任主任、大佬教授，乃至新来的小医生、小护士，100多人挤在一间会议室，讨论一件事———科室近一个月的“坏结果”病例。

不管你是谁，病人在你这里出了“岔子”，都有可能“被讨论”，仁济医院妇产科这个科会像极了美剧　《周一清晨》中的“M&M”会议(对发病率、死亡率与错误率进行研讨的会议)，医生会因此被批评、被责备。与美剧不同的是，这里的科会是真实的，它每分每秒都在敲打着医生们：生命面前，一点点掉以轻心都不行。

“讨论很激烈，不留情面”

除了公布每月的工作数据量，仁济医院妇产科科会的重头戏是集中讨论两三个“坏结果”病例，用妇产科主任狄文教授的话说，“讨论很激烈，不留情面，气氛紧张”。

第一个病例发生在“五一”假期里，准妈妈在外院胎死宫中，来仁济医院做引产，术后返回病房。但结果是，患者对睡在走廊加床极其不满，最终发来一纸投诉，“为什么有空床不让我睡？”

“对这个病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妇产科副主任赵爱民是科会的主持者。

“考虑她有慢性肾炎，且已经胎死腹中，我们就急诊收治，但大家都清楚床位本来就紧张，那些‘空床’都是已经预约妇科恶性肿瘤手术的患者当晚或隔天要入住的。”护士长最先站出来说明了情况。

“但病人不这样想，我们真的没有教训可以吸取？”赵爱民反问。

加床过多对临床到底带来什么？不加床，把病人拒之门外？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医生们议论着。

“沟通，沟通，沟通是很重要的!”狄文说，说到底，医务人员向患者解释时理由陈述还不够充分，没有说明肿瘤患者已排定手术期，急诊没法供应空位。在狄文看里，医疗“坏结果”有时超越医疗本身，医生需要想得更多。

第二个病例，患者急诊剖腹宫产术中致膀胱损伤。膀胱修复术很成功，医患全程沟通很好，患方对这个结果表示理解，虽然算是“好结果”，但科室决定依然要讨论这个病例，也质询一下当事医生，以避免将来有“坏结果”出现。

“碍于现有的医学技术，临床上有不可能避免的‘坏结果’，我们要做的是看到什么苗子就要及时发现，避免可避免的问题。”狄文说。

营造一种开诚布公的讨论、质询与反思文化

“坏结果”病例讨论，仁济医院妇产科创建时就有了这个传统。在仁济医院妇产科，科会主要讨论3类病例：疑难复杂病例、特殊病例以及死亡病例。

祝捷医生2000年进科，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例就是在科会上听到的。那是一个20岁不到的女孩，直喊肚子疼，父母心急如焚。肚子疼的原因很多，医生马上开了一些检查：血检，B超……等待中，医生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宫外孕？赶紧做尿检，真确诊了。最终，患者得到及时处理，但老主任依然把这个病例带到了科会上。

“如果没想到宫外孕，后果不堪设想，这个病例提醒我们要学会从患者这里获得全面的、不隐瞒的关键信息，因为它们将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方向乃至结局。”祝捷说，刚当医生，这种经验累积弥足珍贵。

“医生就是经验学科，人家的教训就是你的教训。”在狄文看来，科会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营造了一种开诚布公的讨论、质询与反思的文化，就事论事地讨论出错或可能出错的病例，剖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真正的深意是“一点点推动进步”

讨论“坏结果”，绝不是真要去“批斗”谁，更不是要让大家从此畏手畏脚。

“以前有医生很得意地说，我开刀从没破过膀胱!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院士就说，那是因为你开得还不够多。同样的道理，一个很少开车或几乎不开车的人，当然很少违章。”狄文直言，不出事，未必是好医生———不开难的刀，当然不会出事，而科会这么多年敢于直面“坏结果”，讨论它，深意是为了不断鼓励大家去突破。

看仁济医院妇产科的一些数据可以理解科会的意义。在这里，年门急诊人数22万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例1.1万人次，年手术8000多例。单看产科，仁济医院的产科是国家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首批上海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这里的产科患者中50%以上是危重疑难病人，抢救危重孕产妇占上海市一半以上，诊断符合率接近100%。

医生说，顶级医院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开拓，比如，50年前，红斑狼疮病人怀孕生小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仁济医院每年要收治几十例这样的孕妇，让她们成为母亲。医学有太多未知、太多教科书上的留白，但试想一下，如果医生按教科书做，肯定不会出错，但一些病人永远没救，医学也没有了进步。狄文说，不断反思、总结、归纳，一点点推动着医学的进步，这是科会的真正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