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3日

2004年11月21日

2008年8月31日

6月23日出版的《自然》杂志推出一个中国特辑，聚焦中国科学近十年的飞速发展。这是该杂志12年间第4次聚焦中国科技。

《自然》　杂志第一次推出中国特辑《中国之声》，是2004年1月，那次没有中国本土科学家的文章。同年11月　18日，《自然》　发出了中文版特别增刊　《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特辑中，来自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共23位学者大胆直言，讨论了当时中国的科技状况。其中有一篇笔者和已故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先生共同署名的文章，题为　《中国科技需要从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直指当时中国科学的沉疴积弊，认为官员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和评审，其后果是人际政治常常代替了专业标准。该文当时在国内引发巨大震动。然而其中也不乏对文章主要观点的误解，认为我们是在“叫板”科技部，甚至有人将其歪曲为我们建议“关掉”科技部。

事实上，我们当时的着眼点是如何推动中国政府主导的科技体制改革，其主要建议是将科技政策制定和科研经费分配这两大重要职能进行分离，并且提出可以参照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做法，将中国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专事政策和协调，而将经费管理职能转给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这样的专门机构。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科技部“既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的不合理设置。我们欣喜地看到，目前科技部正在部署实施的科技体制改革方案，已经部分采纳了“科技政策制定和科研经费分配两者分离”这一建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的改革至今仍不完善，比如在同行评审这项具体的制度中，就仍然存在各种不合理的深层次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集团利益和不良风气等问题依然坚固。

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重点，是科研成果评价、人才选拔和晋升等问题。为了避免“人际政治”导致的种种弊端，我们建议采用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小同行评审制度。这个国际惯例，最早在1998年新成立的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得以实施。自2003年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院系就开始探索引入终身教职评定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招聘高水平的准聘教授，由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其进行面试、考核和工作评价。应聘成功的教授在5-6年后，由国际小同行专家函评，并经过系校两级评审，给予长聘终身教授职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这一制度在两校逐渐完善并向全国推广，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公开公平公正的人才引进和评价制度。

未来，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

我们认为，体制机制改革如果没有文化的改善，是不能长久立足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再次呼吁从多个方面推动科学文化建设，以此作为科技体制深入改革的有力支撑。

科学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倡导科学原创。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产出数量巨大，然而质量却依然令人堪忧。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评价，过于看重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忽视了科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在于探索和求知。中国科学研究的目标，应该是解决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从而做出中国科学家自己的原创成果。科研院校和科学家个人都应主动避免跟风式地“追热点”，采取切实措施，杜绝追求数量、影响因子等指标的不良行为。

第二，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中国科学原创能力的同时，需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来保护原创成果。科学研究面临着全世界同行的竞争，中国科学家应提升法律意识，让自　己的原创研究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从而实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应充分尊重他人劳动，坚决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他人的科研成果。

第三，坚持学术道德。中国的教学科研机构应积极倡导学术道德，营造优良的学术氛围和风气，严肃惩治剽窃、篡改、造假、抢夺或偷窃他人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充分尊重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学术贡献。我们要形成为满足学术好奇心而工作、为新的科学发现而工作的科学文化氛围，而不是为了获得成果而工作，更不是为追求文章发表的数量和影响因子而工作。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对科学家学术成就的认可与权力和经济利益脱钩。对优秀的科研工作一定要有奖赏，但需要有一个鼓励学术新发现的良好机制。科学家不能将获得实际利益作为工作的终极目标，从而避免“抢夺成果、剽窃成果”等现象的出现。

从2004年我们的文章发表到今天，中国科学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之路，其进步和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更深层次的科学文化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将为中国科学更加长远的发展埋下隐患，甚至可能功亏一篑。

我们期待中国科学界直面问题和挑战，以更大的勇气和能力解决文化问题，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魄力和气概。路漫漫其修远，希望我们能共同创造中国科学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