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的合作，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和贸易的交流，而应该是两个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携起手，共同为寻找解决世界性难题的出路而努力。”英国是今年“浦江创新论坛”的主宾国，在英国多位重量级嘉宾的发言中，这个观点被反复提及。

最近20年，中国的科研质量迅速提升，在某些领域已逐步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校长基思·伯纳特说，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创新，都值得英国借鉴，两个国家的交流并不是简单互惠互利，而是共同面对并突破未来的发展瓶颈。

创立基金，寻找最好的中英项目

自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的复苏之路艰辛崎岖。究其原因，主要因为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供给减弱，传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世界经济在历次重大危机后，要走出困境、实现复苏，根本的动力源自科技创新。

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产业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回报。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兼政府科学办公室主任马克·华尔珀特说，从2007年开始，英国每在创新上投入1英镑，就可以产生7英镑的回报，在有些行业，这个回报甚至可以达到1:34。而且，创新还给英国带来了55000个就业岗位。

然而，创新也是一个有风险的业务，把一个创意从实验室搬到工厂，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政府的配合，以及很多机构的共同合作。尤其在解决世界粮食供给、气候变化、污染和健康等问题上，跨国界的合作更有必要。马克说，中英双方经过多年合作，已经建立起了诚信的基础，应该推进更深度的合作。

从2014年开始，中英就创建了一个面向未来5年的中英联合科学创新基金(牛顿基金)。基金的目标就是通过开放透明的过程，找到最好的项目去支持。在支持过程中，培养一批中英两国长期交流的人才，让双方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并把项目转化为实用成果。在两年的时间内，该基金已经为中英37个联合项目和220多项合作投入2.2亿英镑，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英研究与创新合作伙伴关系。

英国“未来工厂”将搬到中国

“石墨烯之父”、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在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在与中国开展的石墨烯应用产业化合作中，“技术不仅仅从英国流向中国，还从中国流向英国”。在航空航天、量子物理等领域，中国已经开始引领世界潮流，不过中国更迫切的是培养一代创新的思考者。

基思·伯纳特说，在中国，教育理念上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体力劳动，而只需动动笔。其实，未来的创新者应该既是思考者，又是实践者———脑海中出现的创意，自己就把它动手做出来，哪怕是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复杂的飞机发动机。

在谢菲尔德大学，一个名为“工厂2050”的未来工厂已经建成。基思介绍，在这个工厂里，你绝对看不到传统意义上挥汗如雨的工人，而看到的是一个个整洁的工作室，在一栋建筑中，工人可以轻松将创意变成现实，并加以验证。比如，在飞机加工中经常用到金属铝，可铝要是用完了该怎么办？　能否用碳纤维代替？在这个未来工厂中，你不仅可以从材料实验室设计出需要的碳纤维，还能将它直接设计成产品，再送到各种技术测试平台上，看它能否通过飞机部件所必需的测试———如果成功，这个新部件真的可以供飞机厂商备选了!

“下周我们就将与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签约，考虑共同合作将未来工厂搬到中国。”基思认为，传统产业的工人是不断重复生产一支钢笔，而创新一代的工人则总是想着如何做出“第一支笔”。他希望，打破各种技能的界限、让工人“想做就做”的未来工厂，将从改变教育观念开始，培养起新一代创新型工人。

不要迷信创新，也不要迷信西方模式

基思·伯纳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与英国一样，在为寻找未来的出路而努力。虽然科技创新很重要，但切不可迷信创新，就像不能迷信西方模式一样———西方还没有一种模式被证明是一定成功的。

作为孔子学院的高级顾问，基思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中国现在强调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在我看来很有道理。”他说，“在这个地球村里，中英两国应该像邻居，经常需要互相‘凿壁偷光’。”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的话，也印证了基思的观点。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专注于解决中国自身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外国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只能靠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兴建高楼。建造百米以上高楼，需要泵车将混凝土送上去。当时，国外几乎没有大排量、超高压力的泵车，于是三一重工加紧研发，由此占领了国内市场。早在8年前，三一重工就开始了工业大数据的探索，如今它已从一家传统的重大装备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路要靠自己走，和朋友一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