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笑添

在非洲以外的世界，人口不足10万的卡普萨贝特几乎无人知晓。除却广袤的农田，这座完全依赖农业给养的肯尼亚城市曾经一无所有，如今却成为“淘金者”们眼中的“金矿”。过去数年，越来越多来自卡塔尔、巴林等西亚石油大国的田径教练来到这座小城，以筹办训练营的名义寻觅长跑天才们的踪迹。在高额“奖学金”的诱惑下，当地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加入所谓的助学项目，并最终更改国籍。

对于家境贫瘠的肯尼亚人而言，支票的吸引力不言而喻。14年前，男子3000米障碍跑名将赛义夫·沙辛以百万美元的身价入籍卡塔尔，并在其后一年打破世界纪录。沙辛的出走被外界视作田径世界进入“金元时代”的象征，随着一条完整产业链的形成，以肯尼亚为代表的一批田径强国逐步沦为媒体笔下的“田径人才批发市场”。

然而，这样的局面很快就将成为历史。上周，国际田联宣布，一切以经济目的改变国籍的行为将被禁止，15宗处于申请流程内的国籍更改案例同时遭到冻结。而在半年后的伦敦田径世锦赛前，一套更为严苛的政策将浮出水面。

“移籍”行为永远伴随着争议

在沙辛出走卡塔尔前，肯尼亚还从未有过世界冠军级运动员“移籍”的先例，这也是为何他在故土承受了如此大的舆论压力。与施行“运动员一旦代表某国国家队参赛即无法改变国籍”的国际足联与国际篮联不同，在田径世界，运动员只需在“归化国”住满三年，即可为其出战。倘若原国籍所在田协不予追究，该选手甚至可跳过这一门槛，但彼时已触众怒的沙辛显然无法享受豁免。2004年，在肯尼亚田协的抗议下，这位“卡塔尔公民”错过雅典奥运。沙辛的回应很直接，一个月后，他打破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界纪录，击败的正是当年在雅典折桂的肯尼亚人埃泽凯尔·凯姆伯伊。

重利、不忠，这是肯尼亚人对于“移籍”者的主流评价，正如　《时代周刊》　所报道的那样，“时隔多年，肯尼亚人依然无法谅解沙辛的‘背叛’，他甚至曾在探亲时在机场因所谓的护照问题，遭到肯尼亚政府的短暂扣押。”换个角度而言，卡塔尔引入沙辛的行为近乎于赤裸裸地以金钱换奖牌，而在过去这些年间，西亚“金主”们的目光已不再集中于功成名就的世界冠军们身上。

“如今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年轻的小将。”一位在卡普萨贝特当地长期驻扎的巴林教练曾向法新社如是透露。更低廉的归化成本、相对温和的舆论争议，都是潜力新星们更受青睐的缘由，却在肯尼亚国内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忧虑。肯尼亚教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指出，“当这些孩子还未对祖国形成清晰的概念时引诱他们更换国籍，不仅让这些未成年人过早就失去了留在故土的选择权，也让他们忘记了忠诚。”

争议的背后亦有现实的无奈

无可反驳的是，在“金元体育”浪潮中，买方所致力于构建的是极其不健康的竞技体育体系。短视地忽略青训，仰仗着雄厚财力寻觅“雇佣兵”，却无法为其提供合适的训练环境，当曾经的世界冠军们逐渐老去，就去寻找新的目标，风光的表象背后，满是腐朽的气息。

然而令人颇为意外的是，在对“归化”行为深恶痛绝的肯尼亚国内，人们谈及沙辛们的“移籍”时却并非仅有指责。作为曾经的男子3000米障碍跑世界纪录保持者，摩西·基普塔努伊为肯尼亚田径奉献了整个青春，但在他看来，“在肯尼亚国内，很多获得过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同样过得非常凄惨。他们曾为祖国奉献一切，到头来却难求温饱。”

基普塔努伊举所言并不极端。据肯尼亚专栏作家基马蒂·卡马乌披露，即便是贵为如今肯尼亚田径的标志人物之一，在里约奥运会卫冕男子800米冠军的大卫·鲁迪沙也不过仅仅获得不足一万美元的报酬，而巴林为卢瑟·杰比特的女子3000米障碍赛金牌开出了50万美元的高价。“四年前，16岁的杰比特在指责声中转投巴林，如今她已为贫苦的父亲在肯尼亚购置了房产和两头奶牛，原本她根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其实，肯尼亚田径自己也该反思与改变。”

比起顶级运动员的低廉奖金，肯尼亚田径的更深层次忧患在于，本就匮乏的训练资源分配不均。在这样一个田径强国，太多天赋出众的运动员无缘国际赛事，甚至因此难求温饱，对他们而言，转换国籍似乎已是除了放弃田径之外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这并非是为因财“移籍”行为的辩解，但现实的困境亦是不争的事实。在篮球、足球等领域，职业联赛成熟的市场化运作保证了大部分运动员的稳定收入。而在过度依赖参赛奖金的田径世界，倘若没有举国体制的庇护，唯有登上运动成绩的金字塔顶端才能生存。正如法新社所指出的，长久以来，国际田联其实一直也在反思，当某些国家在部分项目上过于强势、国内许多优秀运动员看不到机会时，允许该国选手更改国籍是否合适。

只不过，类似的困境并不局限于田径，在许多小众项目上甚至更为明显。更何况，从国际田联上周的这一系列举措来看，反思的答案已然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