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北京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排练崔炳元(中)的交响作品《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1979年夏天，崔炳元(右一)陪同“西部歌王”王洛宾在甘肃省莲花山采风。

 

 

 

2016年11月，在西安成功举办“山花·秦岭·丝路崔炳元交响音乐会”。(均采访对象供图)

 

特约撰稿　施雪钧

 

卸任了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一职，作曲家崔炳元也没能闲下。几个月来，他奔波于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等地的音乐厅。这并非在“走穴”，而是他的　《丝路长安》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大秦岭》　《九曲秧歌黄河阵》　等交响作品被全国各地交响乐团演了又演。

 

本土原创交响作品受追捧，崔炳元“受宠若惊”。在西方，由于严肃音乐听众的老化和大量年轻人远离，古典音乐的城堡已频现危机。中国呢，情况虽没那么糟，但本土作品也曾遭冷遇。在有的“现代音乐”偏离了正轨、观众不可接近、乐团不愿演的当下，对作曲家来说，还有什么比作品“活在音乐厅”里更感欣慰?

 

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赵季平称崔炳元“是在用‘母语，和他的听众交流，他的审美视觉，更多地投向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他用自己的审美感觉和娴熟的作曲技巧来实现其内心深处的追求”。

 

当代中国，要想更多的作品可以“走出去”，需要作曲家不断地磨炼。崔炳元不负众望。尽管没有留洋的背景，这位昔日“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助手、赵季平的麾下，经过数十年大西北生活历练及三秦文化熏陶后，展现了其天赋、智慧与活力。无论是北京奥运开场曲　《天地社火》、历史名城大雁塔的标志性音乐　《大唐》，还是连续十年为中华民族“公祭轩辕黄帝大典”的音乐创作，他将踏实厚重的中国文化存在，变成了大众喜欢的音乐语言而广为传播。以“实力、作品、声望”，跻身当代中国重要作曲家的行列……

 

崔炳元的冷幽默很是出名。

 

在他身上，有一种音乐家中稀缺的幽默基因。这种基因，常常在不经意间化成亲和、谦卑，在不动声色中感染人。譬如，有人问他西安历史文化对他的创作有何影响时，他一言概之，“西安的苍蝇都是唐朝苍蝇的后代!”想想也许不无道理。有时候，他还善于将这种特质，转换成睿智，四两拨千斤。有一回，有关方面下达乐团“盈利指标”，崔炳元据理力争，“我对利润表格深恶痛绝，这是化肥厂的表格。请问，一场音乐会一千人中有二十多个人的灵魂被触动，这体现在哪个表格上？”

 

尽管身披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陕西省音协副主席、陕西爱乐乐团团长、“陕西最具文化影响力十大杰出成就人物”等多个头衔和光环，可更多时候，崔炳元总是谦和低调地躲在音乐背后。他对自己定位很明确：“我只是个手艺人和作曲人，其他所谓的职务，无非是在设定的平台上，让我们去规划管理。重要的是，认认真真做好一个手艺人!”

 

音乐

 

“我的灵感之源来自大西北”

 

21世纪的乐坛，现代音乐步入了“新新音乐时代”。西方有哲学家批评说，“当代音乐偏离了正轨，它复杂到如此的地步以致于不可接近，它的技巧使它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音乐已经走得如此之远。音乐大众怎么才能再度体验和重新享有它？”

 

崔炳元试图找回。

 

自2013年迄今，他的作品，以个人专场音乐会和巡演形式，被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等全国十多个交响乐团演奏了48场次之多。代表作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遍地开花”；序曲　《九曲秧歌黄河阵》　成了音乐会常演曲目；交响组曲　《大唐》　在西安大雁塔年复一年地播放数千次；大型咏诵交响套曲　《唐诗之路》　及　《丝路随想》　演了又演。

 

崔炳元告诉笔者，“一场音乐会如有一千个人去听，打动了十个人，其中两个人被深深触动，还有一个人发誓改变自己，我就满足了。”

 

与作家相同，作曲家绝不能脱离生活而“孤芳自赏”。相反，根植土壤，不断接触现实，创作构思便会开花，汲取泥土的浆汁而丰硕。正因为如此，崔炳元的音乐中，有了人们喜欢的“阳光和空气”。当年曾在汉中工作的一位同志说：“对崔炳元，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那时，西安与汉中之间还不通高速公路。每每翻越秦岭的重重高山，一走就是十几个小时，听音乐成为唯一能够消磨时间和化解疲劳的方式。途中常常能听到他的作品，时而清风拂面，时而磅礴震撼，禁不住心生共鸣。这样来来回回，我记住了作曲家的名字。到省里工作后，第一次见崔炳元，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谢谢，他却不知所云，一脸茫然。”

 

音乐有它的神奇魅力。它能走进你的心里，让你哭，让你笑，停留在你的心灵里。

 

崔炳元灵感之源来自大西北。作曲家的感官纤维，被这里的强磁场吸引后敏锐跳动。在他的音乐中，你可以找到由鲜活想象力构造出的澎湃动力与活力：秦腔、碗碗腔、花儿等，以及戈壁大漠长河落日的视野和胸襟。在三十多年创作生涯中，他将豪放、雄浑、悲伧、大气、苍凉的西北民族特质，一股脑儿倾泻在300多部交响作品中。

 

他自喻，这是用音乐语言，向根植的黄土地深深鞠躬。“我没忘记自己的脚就站在这块生养你的土地上，为此我要像为父辈尽孝道一样去做这些事情。”崔炳元说。

 

这种“站在泥土上”的写作精神，使他拿出了一部部乐团喜欢演、观众喜爱听的音乐。四川交响乐团一位乐手说：“崔炳元的作品有这样的魔力，一边演奏一边有期待感，就像酷夏里喝冰啤，爽……序曲　《九曲秧歌黄河阵》　有很强的画面感。一开场就能想象，一群头扎着羊肚巾满脸褶子的老农，甩开膀子在黄河边上扭秧歌，一旁，捧着盆子大小面碗的老汉，吸溜吸溜地吃着热腾腾的擀面皮，咧着嘴蹲在黄河边上看秧歌。而他的交响组曲　《大唐》，外儒内庄，不标新立异，有其文化积淀和内涵……”

 

聊起这些事，崔炳元笑称：“我只是个幸运的艺人和作曲人。把民族元素变成交响化语言，并将这种基因种进骨子里，让它自然而然成长，我喜欢这样做。”

 

他说：“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创作完成后所追求的就是被听到、被欣赏，只有让大家都听你的作品，你的存在才有意义和价值。一场音乐会的价值是没法用经济来衡量的。有更多人的欣赏才有价值。”

 

创作

 

“我不做大餐、快餐，只做家常饭”

 

作曲家往往是孤独和脆弱的。当怀揣作品，四处推销，“乞求”乐团演奏时，他们几乎失去自信。有时侥幸得到首演，又常常变成终演。乐坛上，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崔炳元也曾有类似经历。上世纪80年代，他拿着新作总谱找乐团演奏时，一开口，乐团就向他要1万元。

 

当今乐坛，一方面，有的原创新作找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有的乐团又抱怨佳作难觅，有的作品演出后，大众不理会而票房惨淡。指挥家郑小瑛抱怨说：“我们辛辛苦苦把爱好交响乐的观众弄到音乐厅里，可演了一部或几部他们不喜欢的作品，一转身，又把他们给吓跑了!”

 

崔炳元深有同感。有一年他担任音乐大赛的评委。“整整两天，我竖着耳朵听参赛的‘新新音乐’，有的‘新作’听得人神经痉挛到抽筋。有人于是戏谑说，各位专家老师，这些‘非人类音乐’听后感觉如何？”

 

崔炳元说：“作为西北地区的一个作曲人，如果我那么做，那就是死路一条。”他调侃道：“我希望少一些‘皇帝的新衣’，多一些人间烟火；少一些‘自己都不喜欢自己写的劳作’，多一些关心演奏家、歌唱家乃至观众身心健康。”

 

无疑，有的作曲家已走入“技法华丽，冷僻怪异”的误区，自然健康的创新手法被抛弃，过于强调个性而忽略音乐的本质，炫技玩“高大上”。为标榜自己对现代技法的精通，不恰当地运用了与作品主题风马牛不相及的现代技法，如同一部“穿马褂打领带”的洋泾浜作品。中国民族因素和现代技法在这种“快餐”式的作品中，就像掺在水中的水银，毫不相溶。

 

“你认为这种‘现代作曲风’会成为创作主流吗？”笔者问崔炳元。

 

“作为理论研究，我并不排斥微观的技术层面研究，无论音乐、文学还是绘画，创新无罪，所有的创新都应该受到鼓励，所有对人类文明的探索都是好事，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思考。但我很反感作曲家无病呻吟，让音乐负载太多的哲学命题，成为味同嚼蜡的纯理论音响试验。那是实验室的事，与大众的音乐生活毫无关系，因为你不能量化生产。如果作曲者只注重技巧，那作品就成了一件工艺品而不是艺术了。艺术真正有魔力和神圣的东西，常常是处于潜意识之中……”

 

他继而说：“作曲家不能老想着张扬自己个性、标新立异而不顾听众的感受，你心里不能没有听众!　你可以表达个人情怀，但如果你的个人情怀得不到大部分听众的认可而强力推行，最后还是走向死亡。音乐和吃饭一样，你总不能将所有食品中的营养，压缩成药片给人吃，风情和情怀没有了。我作曲时从来不这么想，我试图告诉人们，十八般武艺我都会。按手艺人的方式，这团面有点硬，应该用这根擀面杖，或适当加点水，再揉得软一点。譬如，我在改编　《弦乐叙事曲》　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时，觉得传统和声满足不了我的想法，于是我用现代音块技术，音程叠至，效果还非常好。但旋律进来时，为了旋律动听，我用了三度和弦，但用了点后又离开了，形成一种缥缈、久远的音响效果。”

 

对作曲家而言，每创作一首乐曲，都是一口泉井或一个深渊。要么有鲜活生命力，要么就成“一次性消费品”。崔炳元说：“我多年秉持的创作原则就是，‘既不做西餐大餐，也不做路边小店，我只做家常饭’，这才是人们须臾不离的日常所需。”

 

这“家常饭”，就是遵循音乐的自身规律，写出符合大众音乐审美的作品。崔炳元清醒地意识到，作曲家不能把听众当傻子。音乐是由作曲家、演奏者、听众这三部分所组成，三者缺一不可。不能与听众沟通的，那只有死亡。他所追求的，是写出“接中国地气，服民族水土”，能经常演的乐队作品。

 

作品

 

“‘阳光和空气’成了我一生追求”

 

走上作曲家之路，崔炳元多少有点偶然。

 

那个年代，搞文艺的人走红，到哪都被高看一眼。年少的崔炳元怀揣音乐梦，渴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其中一员。一位高人为他指了条捷径，说甘肃文艺院团里最缺中提琴手，可碰碰运气。于是，自小随父母支援大西北建设，从沈阳来到甘肃的崔炳元，开始学习中提琴。很快，音乐天赋使他梦想成真，戏剧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从茫茫戈壁上的一个电线维修工到企业音乐教员，参军入伍，成为兰州军区歌舞团的中提琴手。

 

说起早年学琴，他有个小“插曲”。每周，他都要从郊区坐3小时火车去兰州市里上课。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便常常逃票。有一次被列车长逮个正着。“买票你知道不？”“知道，没钱。”“去兰州干啥？”“学琴。”“就这个盒子？”

 

崔炳元讲述着这段往事，“列车长并不懂乐器，让我‘拉一段’。或许他被我的执着所感动，末了，他告诉我他的姓名以及每周跑的车次，还说，如果碰上别的车，就报他的名字。就这样，我每周带着馒头夹咸菜，蹭车去学中提琴。同时，也每每提醒自己，碰到了好人，自己没理由不出成绩。”

 

在兰州军区歌舞团，由于专业上的出色表现，崔炳元很快锥出囊中。长期泡在乐队里，他对管弦乐思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声部的交织、复调、和声等，吸引他慢慢跨入了作曲门槛。那时，乐团有大量的配器活，作曲家不够用，于是崔炳元被顶上前，派上作曲者用途。慢慢地他入门了。有心成为作曲人的崔炳元，便开始偷师技艺。排练时，他自带袖珍总谱，指挥的每一次调整，他都做了符号，领悟到其中奥妙。后来，他干脆偷偷修改起那些写得不符合规范的分谱。不久，崔炳元即被派去担任“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助手，这是他一生中最珍贵、受益良多的日子。

 

那两年中，他跟随王洛宾走过许多山村乡野、戈壁荒漠采风，目睹了这位精神导师对民间艺术的赤诚痴迷。他深深感悟到，要写出大众喜爱的音乐，必须根植于民间，用“母语”创作。如同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那样，对民间素材广泛采集后纵深吃透，升华为自己的语言，再像血液一样注入到音乐中。在为王洛宾的　《高高的白杨》　《豌豆歌》　等一批新歌配器时，崔炳元不知不觉将这种基因移植进自己的骨髓里，让他一生受益匪浅。

 

1985年，崔炳元有幸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师从作曲家金湘。这位授业恩师，是中国乐坛上的风云人物。他的歌剧　《原野》，是国际公认的第一部叩开西方歌剧宫殿大门的东方歌剧，也是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引进并公演的第一部中国歌剧。然而，金湘的个性在乐界闻名，人称他是近不得远不得的“刺猬”。有时，他的严苛，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近三年的寒窗生涯，崔炳元处处“火烛小心”，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大龄学生，崔炳元还是没少挨骂。“有一次他给我上课，习作中有一个音我没有安排好，金湘指着谱子，一遍遍让我在钢琴上弹奏，让我自己找出来。我懵了，几次答不上来。他怒气冲冲地吼叫着，‘蠢货，你的榆木脑袋里装着什么东西？　给我洗菜去!’洗着洗着，我忽然顿悟，找出这个音。金湘脸色开始阴转多云，随后又留我吃饭。”

 

忆及恩师，崔炳元的话语间充满了敬意。“老师为人单纯，也很善良，只不过用了他的表达方式。他严苛的教学方式恰恰训练了我。作为他的学生，我感受最多的是他对我交响乐思维的教育。他花费大量时间，打碎了我的平面思维。对于交响乐创作来说，这几年中，我既学到了‘术’也学到了‘道’。”

 

这个“道”，很快在崔炳元的创作中体现。从西藏采风回校后，他写出了钢琴组曲　《西藏素描》。这是他在恩师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多声思维训练后的结果。1984年，钢琴组曲　《西藏素描》　在文化部、中国音协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音乐评奖”中一举夺得大奖，并成为鲍蕙荞、李民铎等知名钢琴家经常上演的保留曲目。

 

然而，崔炳元最难忘的是授业恩师的多次告诫，“总谱里要充满阳光和空气”。几十年来，崔炳元将这种“阳光和空气”，视作一生追求的创作精神。即：根植在民族土壤中，在万象纷呈、百家齐出的乐坛中，寻觅建立自己的音乐风格。

 

崔炳元说，“至诚、至善、至精、至美，这是老师在我的生命中种下的生命力顽强旺盛的种子，它在我的作品中生发、萌芽、成长……”

 

乐坛

 

“交响乐要发展，必须要演中国作品”

 

身处乐坛一线的指挥家陈燮阳常常呼吁，“中国交响乐的发展，不能总靠外国作品，必须要演中国自己的作品。可眼下，我们的交响乐创作和推广，显得苍白无力，没有技术、没有生活，哪来好作品!”

 

无可否认，如何“让中国语言变成世界音乐语言”，成了一大难题，我们迄今还在摸索。可俄罗斯经过一个世纪努力，完成了这个使命，诞生了一批国际公认的如柴可夫斯基、鲍罗丁、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大师，他们的作品“活在”世界各国音乐厅里。西方有人算了算说，当今国际乐坛常演的曲目，半数以上是俄罗斯作品。而中国交响乐领域，至今还没出现国际公认的音乐大师，更鲜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中国几代作曲家在焦虑中，试图改变这一现状。

 

崔炳元深知他这一代人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否则中国很难在世界乐坛有一席之地。”他说，“东方民族的交响思维，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职业音乐家们需要加倍努力。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中国人的音乐生活正在逐步丰富，全国现已有了72家职业交响乐团。”

 

崔炳元扳起手指，细算了一笔账。他说，“从音乐会需求来说，72家交响乐团每年每个团演50场音乐会，那就是3600场，每场音乐会演4部作品，那就是14400首。我估计这些乐团上演的三分之二是外国作品。再退一步，即便上演五分之一的中国作品，那也要2000多部作品。我们不能永远演‘《梁祝》　《黄河》　《红旗颂》　老三样’。这个时代，需要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作品。可这些原创新作中，能经常上演的、听众喜欢并自愿掏腰包的、能有票房号召力、并且可以拿到国际上的究竟有多少？　这样一算，我们有很大差距和发展空间。”

 

面对中国音乐界亟需解决的难题。崔炳元抒发己见，“作为城镇化后的市民音乐生活常态，我希望作曲家们多出好的作品，而演奏家、指挥家、乐团则应更加重视中国作品的提升、推介，以更高的认知来对待。我还认为，作曲家应该多创作带有交响思维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写作上，一定要对旋律给予很大尊重。尊重旋律，并不是要与交响思维对立。”

 

“音乐要走出去，走到哪儿呢？　是走到别人的心里。全世界艺术家的创作，都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这常常是生活环境在人身上留下的文化烙印。我非常敬重长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长安，就算100个崔炳元写100年，也写不尽这里的古韵沉积。这种文化内涵上的思考、文化方向上的选择，以及文化事件背后的价值取向，是各类艺术家永远探索的内容。”

 

这位“创作荷尔蒙”旺盛的作曲家，内心蕴藏着一座火山，随时会喷发。

 

崔炳元告诉笔者，“我的创作现处于最佳状态，刚为内蒙古完成了管弦乐组曲　《内蒙古民歌六首》，现正在创作宁夏的　《花儿六章》。接下来，我还将为陕西写　《唐诗长安丝路情》，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题材，我想把我的状态，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