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经济活动展开的基本元素，也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资本”为核心概念构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完整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进程也与不同时期对资本的认识，以及资本对实践的作用紧密相关。
      
       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深化资本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深化对资本性质的认识必须从现代化实践出发，总结资本作用的历史经验，梳理资本运动的当代特征，瞄准资本发展的目标定位，在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中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我国稳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双刃剑”效应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作用。就生产力而言，资本是人类创造财富、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重要要素。与其他要素相比，资本具有更强的流动性、粘合性，其对激活其他要素、形成要素组合发挥着“枢纽”作用，因此对发展生产力也就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通过政府指令形成了资本积累，这支撑了国家工业化战略，但因抑制了微观主体的资本发展而导致经济低效率。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施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并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由此微观主体的资本形成和运动空前活跃。1978-2020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从1383.3亿元增至43.96万亿元。2010-2021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从4627.3万户增至1.54亿户，这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力量。我国历史上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就生产关系而言，资本不仅是物，而且是以物为载体的社会关系。资本运动体现着生产关系：一是在微观层面，资本在组合各种要素中具有“枢纽”功能，由此，资本所有者必然与其他要素所有者产生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也决定了不同要素的生产组合方式，以及不同要素所有者对企业产出的分配结构。二是在宏观层面，资本运动涉及微观主体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资本所有者进行资本积累、开展资本运动的动机是获取经济收益，如果国家追求长远和整体目标，则微观目标与宏观目标的耦合性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关系转变，例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导致所有制突破了“一大二公三纯”，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企业的产业进入、要素获取、盈利状况等并不相同，而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在发生演变。
      
       资本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资本所有者基于逐利动机进行的资本运动，在客观上创造了就业岗位，刺激了技术创新，形成了财政收入，推动了市场扩展和经济增长。但这些作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加规范和引导，资本自发运动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资本被定义为能够带来增值的价值，逐利性、增值性是资本的本性。导源于不断增值的内在特性，资本在生产环节会引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就业岗位相对缩减，在流通环节会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劳动者消费能力不足，在分配环节会导致资本所有者依据生产资料占有地位而形成收入分配优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了资本运动因分配两极分化、供求对接失衡而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揭示了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种长期失衡关系。基于这种本质特性，资本倾向于流入短期收益率更高的虚拟领域，从而加剧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资本运动也可能损害生态环境，从而对整体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概言之，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双刃剑”效应，微观主体的逐利动机可能会损害宏观的经济运行，并通过多种渠道对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产生冲击，资本运动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偏差。
      
       **中国现代化需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我国现代化建设要客观认识和细致辨析资本的作用，既为资本的有序发展提供更平等、更有利的制度条件，又要防范和规避资本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马克思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内在弊端的基础上，科学阐释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规律，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认识和利用资本方面，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追求。共同富裕既要考虑发展性，通过社会财富增长来解决“富裕”问题；也要考虑分享性，通过社会财富分配来解决“共同”问题。这里的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文化财富和生态财富，且发展性和分配性贯穿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兼顾效率和公平、短期和长期、物质和精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这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追求需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在中国，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从实践角度看，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为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基于实践形成的资本发展规律为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关键是深入推进政府-市场关系调整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作用与不同时期的经济体制息息相关，而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市场关系。新时代我国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府-市场关系调整来实现。应针对资本运动的障碍和短板，坚持疏堵结合、分类实施，着力推进制度完善和长效机制建设，以实现资本运动与宏观目标的高水平契合。
      
       一方面，“引导”资本发展主要针对资本要素配置“不足”，旨在“疏通”资本配置渠道，鼓励资本规模进一步放大、类型进一步扩展、流动进一步增强。为此应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平等的市场机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并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以激励工商资本进入农村，消除企业、地区、产业获取资本的制度壁垒，通过产权保护和交易成本降低进一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些集中体现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取向。
      
       另一方面，“规范”资本发展主要针对资本投机行为“过度”，旨在“堵住”资本运动风险点，防范和化解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冲击。为此应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一些领域形成短期“暴利”的条件，引导资本从“脱实向虚”转为“脱虚向实”。加快土地制度、财政体制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对要素配置的介入，消除土地、财政、金融相互扭结所产生的风险。加强对资本形成和运动的监管，规避资本和权力结合及其对整体发展的危害，消除市场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对经济秩序的冲击。完善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体制，充分发挥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消减资本配置对收入分配和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这些集中体现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取向。
      
       总之，依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组合，我国有条件有能力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进而推进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