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阿兴绘制的女娲(左一)，身披长褂，手持3只象征神力的葫芦，她大脚宽臀，阔步前行，有着地母神韵。韩硕与范奕彬翁婿合作的女娲(左二)，显露出婀娜仪态，她被孩子们牵手围住，动感溢出画面。张培成画的伏羲　(左三)色彩明丽、形象“呆萌”，既有国画沿袭，又略带几分西画的抽象图示。(本版图片由神话创作组委会提供)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中华民族何以在时间洪荒里生生长流?她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当这两则追问在《易经》中找到答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梳理中华创世神话有了起始动因。而随着“中国梦”深入人心，作为值得栖身的文化之源，创世神话又成为厘清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核心梦想的重要途径。

这些天，上海中国画院的一楼茶座俨然一场小型画展。女娲补天、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中华上古神话里的故事跃然纸上，化作21幅风格各异又相得益彰、阐幽发微又意趣兼得的“小画”，被镶进画框挂在墙上。这些画作分别出自奚阿兴、韩硕、张培成、速泰熙、马小娟、刘亚平、丁筱芳、朱新昌、洪健、施晓颉、赵晓音、梁川、范奕彬、罗玲、丁阳等老中青三代15位画家之手，是他们向“中华创世神话工程”交出的第一批“作业”。

“一笔千金”的画家何以俯身“小人画”?　神话创作组委会副主任孙颙说：“神话给予了中华民族最为奔放的想象力，千百年来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而当代的文学艺术家们以莫大的良知与智慧沉浸于中华文明史的探究，俯瞰历史风云，其实是在追溯神话这块‘文化圣地’。”

艺术家眼中，神话尤其是创世神话，堪称人类童年的记忆、民族文化的因子。画家们经由上古神话与祖先对话，在画纸上完成一次穿透历史的望乡之旅时，受众嗅到的将是中华文明初绽时的气息，触摸到的则是我们的文化之源。

而这批初稿如同一粒粒种子，先串成连环画，再长成2米的大画，也许未来还将由此生发出舞台剧、影视剧。当10多位画家与古籍专家、出版人合围而坐、研讨审稿时，中华创世神话的系统性视觉化工程真正启幕了。

“涿鹿之战”有不同版本，一个神农整理出600行文字，体系庞杂的中华神话散落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学者的纠结，换来创作的严谨———只要秉承文化基因与思维密码一以贯之，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呼之欲出。

古籍专家赵昌平、作家孙颙、画家施大畏，3位文学艺术家谦称：老伙计又聚首了。早在新世纪之初，他们3人连同吴贻弓导演便因一次偶遇而唤醒了自己心头久远的旧梦———对瑰丽的中华神话进行系统性重构。当时，他们花8年时间，在上海世博会后推出了　《中华创世纪》　一书。“那时的受众明确，是面向青少年。”施大畏说：“但此次启动更宏大的‘开天辟地’工程时，我们不止一次探讨过，为谁而作、为何而作。”尤其是当工程从连环画起步，画家们是否要集体创作浅显易懂的儿童画，便成了新的疑惑。

施大畏说，他从中华艺术宫的一次办展中获得灵感，“有人问，这幅画孩子的母亲能懂吗？”一语中的，“孩子的父母懂了，孩子自然懂。孩子在看什么，孩子的家长也会随之关注什么。我们要做的，是面向当代家庭结构，是孩子外加6位家长都愿亲近、能深入的连环画。”施大畏觉得，这套连环画应当兼具普及性、经典性，而为连环画提供叙述支持的文本又当具备学术性。他把构思向项目组各位阐述后，立即得到呼应。青年画家罗玲参与过几次国际童书展，就在几个月前，她收到了国际童书联盟会执委的邮件。“对方希望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以及明年的博洛尼亚童书展上都会出现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绘本。”罗玲说，收到邮件后她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绘本才能体现我们上下5000年文化的源远流长，“恰好，这次创作从连环画开始，又绝不囿于小人书的小格局，若能代表中国画家的丰富想象并兼顾中华文化的厚重，再合适不过。”

连环画重普及，文本重学术，这是此次创作的一体两面。但要确保文本的学术底蕴，谈何容易。对古籍专家赵昌平而言，从新世纪初到如今，他花10多年时间研究神话，是让“沉珠再现”。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神话在中国是门颇为冷门的学科。汉民族文学传统里并没有西方那种能够承载神话的大规模叙事文体，关于上古的一切仅以片羽吉光的形式散落于无数经史子集中。研究神话，意味着钻进故纸堆，翻检经籍，把沉珠一颗颗发掘出来再串联珠串，其难度可想而知。

单以“涿鹿之战”为例，《史记·五帝本纪》　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逸周书》　则说，战争起于蚩尤西向侵掠，炎帝大败，疆土全无，转向黄帝求助，引起黄帝、蚩尤的涿鹿之战。“涿鹿之战”打了一场还是两场？　赵昌平纠结之后选择求同存异，在大框架下分述两个故事。“类似的问题不少。”赵昌平发现，汉族、苗族、羌族、纳西族、藏族等，许多民族都有创世母题，其中的表述又有些微出入。在梳理神农资料时，他从各类古籍中摘录的文字超过了600行。“不过，也恰是那么多典籍佐证了我们国家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他说，这种融合是因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思维密码一以贯之，“要言之，就是　《易经》　中回答的中华民族主体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二语。”

画风各异，但画家笔下审美标准无限趋同：唯美、磅礴。不耽于形，亦勇于试错。也许，当连环画、文本、大画直到舞台、影视剧次第展开，《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工程》　梳理出的，将是一部中国的创世史诗，一部中国版　《荷马史诗》。

第一批21幅画作虽只是整体创作工程的冰山一角，但能读出画家们在初创时的不少困惑。个人手笔是否需服从于整体风格，上古的神仙、民族的先祖又该是神仙还是肉体凡胎，就连后羿射日的箭头上绑的是青铜还是玉石，大到提纲挈领小至细枝末节都是画家们下笔时闪过的疑虑。

大家讨论后达成共识：画风应当各异，以展现中国当代画坛百花齐放之姿，可审美标准必须无限趋同：唯美、磅礴。

于是，丁筱芳与丁阳父子笔下的嫦娥飘逸、婉约，而浅紫的冷调又凸显几分凄丽，正是李商隐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而同一个女娲，在不同画家的浮想联翩后也呈现不一。朱新昌的　《羲娲创世》　彰显着中国画的点、线、面经典布局，羲娲二神则隐于画中。奚阿兴绘制的女娲，身披长褂，手持3只象征神力的葫芦。最显著的是，奚阿兴的女娲大脚宽臀，阔步前行，分明有着地母神韵。再看韩硕与范奕彬翁婿合作的　《女娲造人》，借鉴了马蒂斯构图，女娲用泥土捏出中华儿女后，孩子们牵手成圆，手舞足蹈的动感溢出画面。但与奚阿兴想象的女娲全然不同，韩硕笔下的神女上身仅以树叶蔽体，显露出婀娜仪态。对于伏羲的创作同样见仁见智。刘海粟美术馆前任馆长张培成画出的伏羲色彩明丽、形象“呆萌”，贴合的正是他平日里写意与变形兼备的个人特色，既有国画沿袭，又略带几分西画的抽象图示。施晓颉作品则全然另一种风情：画面中，草长连天，龙潜龙兴，这是伏羲听风的典故，说的便是　《易经》　开宗明义第一卦“乾卦”，以龙的变化来指代、象征万事万物的变化消长。故事磅礴，施晓颉的画面也因注入神性的色彩而显出深邃感。

画家们可以天马行空，不耽于形，唯有一点是专家组坚持的，“少些‘空镜头’，用对待大画的态度俯身创作每一张小画”。

所以，马小娟所作　《炎帝的三个女儿》　特别扎实。化为白衣仙子的帝女桑依旧会践行她对神农炎帝的誓言，永不忘人世艰辛，时时回到人间担任雨师；帝女灵即巫山神女驾着赤豹、后跟花狸，她以灵芝之仙与舟客引路人的双重身份，庇佑人间；还有帝女雀，身化不死鸟精卫，面对无垠大海，却常衔碎石砥砺前行。单此一幅，已满是画外音。

刘亚平　《后羿射日》　的故事里，没有简单地将图片处理成为“九日连天”，而是将造孽的太阳们和身边的云朵变身狰狞的恶魔，后羿以弱战强，为故事添上悲剧力量。梁川创作的　《大禹出山》　则笔法绵密，野兽恶龙鳞爪飞扬，入画一角却好像目睹十万雄兵扬起的尘土，把观者吸引进了擂鼓冲天的战阵。还有速泰熙交出的手稿，虽然只是草稿，但双瞳四目的仓颉参天地而立，周身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浮现于一股天地元气中，草图一张，已透出中华先祖法天象地的智慧创造。

施大畏有种想法，神话既是文化之源，那么这次创作工程终将比图像转码拥有更宽泛的视阈。当创世神话以中华民族最初哲思的形式根植于连环画、文本、大画，再经历试错的过程、时间的检验，最终派生出舞台剧、影视剧乃至整个文化产业，到那时再回首，谁能说今天的创作不是在打造一部拥有　《荷马史诗》　般气势的中国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