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侯孝贤昨在沪接受专访。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大数据是什么？”侯孝贤认真问道。

昨天下午，电影《刺客聂隐娘》在上海举行定档发布会。导演侯孝贤携主演张震、周韵宣布，影片定于8月27日在内地公映。

同一时间，就在相邻大厅，电影《三体》的出品方也有推介会正在进行中。两家打擂，恰巧是传统电影美学与现代互联网工业电影的叫板。发布会、群访、专访，记者们车轮战似的围观侯孝贤。

坐在专访室里，对于如今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影工业话题，侯孝贤一脸平静：“大数据是什么？”他说自己从未琢磨这些，更无法理解“IP”，“做电影难道不是我自己喜欢了，才有可能让观众喜欢吗？”他所坚持的，绝不是建立在数据模型上的“票房电影”，而是只为自己的喜好从容掌镜，哪怕同行的空无一人，哪怕票房脱离了他的预期。

侯孝贤有多“特立独行”？

时间可以证明。为拍《刺客聂隐娘》，他花了20年酝酿剧本，再用7年完成拍摄。在数字影像的当下，他的机器里走过长长的50万尺胶片，甚至用光了当时厂家的库存。好山好水也能作证。为了构筑心中的武侠，他辗转于武当山、神农架等地进行实地取景。电脑特技泛滥的如今，他偏执地守候大自然的风光雨雾。“有时候为等一阵恰到好处的风，就是一两天；为了晨光熹微的感觉，就必须找到适合的季节、适合的地点。”后来，为了让一只不期而遇闯入镜头、却能锦上添花的蝴蝶能留在片中，他留下那一截，却一刀剪去从海拔3000米的神农架辛苦取来的戏份。“不要妥协。如果‘算了’，你就后悔了。”侯孝贤的光影哲学中，全片必须由百分之一百的真实景色组成。“没有地心引力的武侠，在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

看上去，侯孝贤走的路是背对观众，与这俗世格格不入的。但他却说：“背对观众并不意味着与观众隔离，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有段插曲刚好能给这段话作个注脚。大约10年前，外界流传侯孝贤即将翻拍唐代小说《聂隐娘》。许是导演多年来声望的累积，让个别投机者嗅到了商机。“有人抢注了《聂隐娘》这个片名。”先行先动的侯孝贤剧组只能退而求其次改称《刺客聂隐娘》。不想，一场长达7年的慢跑过后，对方抢注的《聂隐娘》已过了有效期，倒是侯孝贤在两个片名间左右为难了。“大概这也算孤独的烦恼。”他自嘲，本不屑于靠“IP”来博关注，却偏偏不能免俗，自己成了热门“IP”。

因为对美学风格独树一帜，科恩兄弟果断把戛纳的最佳导演奖颁给了侯孝贤——这是戛纳电影节只向艺术探索者致敬的风骨。而时至今日，当我们因为戛纳或者舒淇去“围观”侯孝贤时，哪怕简单地凑着热闹，也未尝不是好事，它至少说明，我们在关注电影的艺术与审美，在向着另一种进步的趋势迈进。